已完结《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是张鸣著作的轻小说，内容新颖，文笔成熟，值得一看。《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精彩章节节选：乡村的戏剧组织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种是自演自唱的；一种是延请外面的戏班子来演出的。前者如定县的秧歌会，如李景汉氏云：“定县各大村都有能唱秧歌的人，其中善唱的就联合起来，组织秧歌会，普通称为义和会。由会中...
精彩章节试读：
乡村的戏剧组织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种是自演自唱的；一种是延请外面的戏班子来演出的。前者如定县的秧歌会，如李景汉氏云：“定县各大村都有能唱秧歌的人，其中善唱的就联合起来，组织秧歌会，普通称为义和会。由会中置办乐器、帘帐、行头、彩饰以及各种应用物品。会员中一部分是前台上管音乐的，一部分是后台内化妆的、画脸谱的、管衣箱的，一部分是出台演唱的。这些人多半平日为农，或从事他种职业，到演唱秧歌时来临时帮忙。会员中也有极少数以唱秧歌为主要职业或副业的。唱得好的人也收徒弟，亦无一定年限，乃是随时学习。徒弟必须是记忆力很强的聪明青年，因为只靠口头传授，少用写本。”⑤（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重印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37页。）山西的哑队戏，西南的傩戏和福建漳州的竹马戏是由农民自唱自演的乡戏，据说哑队戏没有固定的舞台，由农民自扮自演的戏中角色边演边走，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大人和孩子就跟着看。傩戏一般又叫地戏，就在地上打个场就可以开演，这种农民自己演的戏都有类似秧歌会那样的组织，像傩戏的组织甚至还有一套特定的开箱仪式，充满了神秘色彩。演出一般都在冬闲时进行，《漳州府志》里载过一封南宋著名理学家陈淳的“禁戏书”，说“当秋收之后，优人互凑乡保，作淫戏，号曰‘乞冬’。……今秋自七八月以来，乡下诸村，正当其时，此风在滋炽，其名若曰。‘戏乐”’。这种农民自娱自乐的戏乐，就是竹马戏。另一种戏剧组织主要以张罗从外面请戏班子的事务为主，当然其中的积极分子也会凑上去扮个角色，跑跑龙套，但他们的主要事务是请戏班、搭戏台和收戏份，当然也包括与戏班班主讨价还价，招待戏班吃饭住宿等项事宜。显然，前一种戏剧组织要比后一种组织的组织程度要高得多，其负责人的地位和说话的分量自然也有不同。
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合法的民间组织一般乡绅是不屑于亲自出面管理的（从香会的文件鄙俗的文字就可以证明），一方面固然与这些组织与正统儒家的理念不同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乡绅对这些烦琐的事务也的确缺少耐心，不得不将它们留给了民间的能人（实际上真的由乡绅管，也未必能管好）。事实上，乡村权力的空间根本不可能全部由带有官方色彩的乡绅占据，必然要留一定的空间给其他类型的精英。
当然，这些民间组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政治是不发言的，即使那些非法和半合法的民间组织，一般也很少参与政治活动，民间教门多数不过是借教敛钱（甚至还渔色），只有在极特殊的情景下，才图谋称王称帝，即使这样，也多是在家里的炕头上装装样子，真的举旗造反的非常之少。但在某些特定的场合、特殊的背景下，无论非法或半合法的团体，还是合法的民间组织，都有可能被卷进政治斗争的旋涡，比如在王朝的末世，非法的民间组织很容易变成造反的机器和某些人用以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半合法与合法的民间组织在乡绅的支持下，也可能参与另一种类型的政治性的争斗，成为维护皇权统治的打手。晚清时期山东馆陶县、冠县一带的红拳会在太平天国和后来的教门起义中，曾经与地主团练结合对抗起义。而在清代更晚些时候，进入中国农村的基督教教会与乡绅和部分农民越来越多地发生冲突，其中最重要的冲突包括祭神冲突和戏剧冲突，基督教徒（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各派）由于拥有某种特权，既可以不参加祭神，又可以不出戏份。无疑，这种特权是凭借炮舰从清政府那里得来的，显然，教民的这些特权激怒了相当多的村民，因此而闹出了许许多多的教案，即打教闹教事件，甚至有些发展成为杀洋人、烧教堂的恶性事件，这里面，就有许多是这些赛会和香会参与的。山东延续了十几年的冠县梨园屯教案，不仅将合法乡村组织卷了进去，而且从来避免出头的红拳与梅花拳的拳会也被卷了进去，红拳师傅阎书芹和拥有更大权威的梅花拳师傅赵三多都先后成为打教甚至对抗官府的领袖，最后酿成了武装抗教的暴动，成为著名的义和团运动的一个公认的导火索。
虽然，这些民间组织参与政治活动属于某种特例，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组织的核心机构和核心人物在乡村说话都是有分量的，因为他们的组织和活动才能，以及某种领袖人物的品格，不仅能赢得村民的尊重，而且其背后的组织资源也会使乡绅让他们三分。在一般的情况下，即使有钱有势而且比较霸道的乡绅对于这些民间能人，也不会轻易地欺负，当遇到乡民骚动的时候，乡绅往往要借助这些民间领袖的力量来平息。民初以来，乡绅和那些凭借武力出人头地的武化精英们，往往趋向于将这些民间组织的首领的“职务”也揽到自己身上，福建莆田江口的东岳观组织，是由附近15个主要村落选派的董事会主持，董事们一般是乡绅和耆老组成，这个组织不仅组织演戏和进香活动，而且还兴修水利、兴办慈善和公益事业，甚至还“排难解纷”（郑振满，1997年）。在20世纪20～30年代，华北地区有些村庄，地方精英不仅亲自掌握了村政权，而且还出面领导民间组织（杜赞奇，1994年）。这些具有政治权力的精英之所以这么做，不仅是看中了这些民间组织的资源，而且还有防止基层政权受到民间势力威胁的作用。即使如此，对于那些原来非法的民间组织而言，仍然挡不住它们侵夺乡村权力的脚步，在民国年间，时常出现帮会和教门团体的小头目成为某一带的乡村或者某个村庄的无冕之王的事情。
这些民间组织彻底退出乡村权力舞台，则是中国共产党掌权以后的事情，非法的组织被取缔和镇压，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的功能被带有政权性质的各种民众团体所取代，不可缺少的民间娱乐则由带有宣传意味的会演和类似的活动替代了，祭神活动则在破除迷信中自然消亡，在农民心目中神的位置也逐渐被其他的东西取代了。民间社会的消亡，意味着民间自组织能力的消退，当然也意味着国家政权将把每一个农民都吸纳到体制之内。
乡村的大小渠道教育与意识形态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