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小说大结局免费试读 第15章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 免费试读

乡绅权力公开化以后，乡村政治环境也开始发生变化，首先可以看出的一个迹象是农村乡绅与普通农民尤其是佃户之间的道德氛围出现弱化。原来基本上通过乡里约定俗成的规则和惯例，就可以不撕破脸皮而得到解决的租佃问题，现在居然相当普遍地需要依靠政府和半政府的强制了，从前好心的乡绅宽限和减免田租的现象愈发像白乌鸦一样稀少了，过去那种儒家道义与逼索地租间的内心冲突消减了，即使真的想要行善，也可能碍于代理人而无法实现。从另一个方面讲，由于捐班数量的急剧增加，乡绅文化素质的下降，以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阶级关系的紧张，乡绅对于道德调控社会矛盾的依赖有所减弱，而对武力的依赖变强。以太平天国为契机，乡绅出于安全的考虑，入城居住的开始增加，在某些地区如江浙一带，本来就存在着的乡绅城居的现象竟然有了质的飞跃，像上海这样的有别于传统城市的新型都市因之兴盛起来。这种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乡绅对农村的控制有点变得间接化了，比如像收租局的管事人员这样的人在农村的社会政治事务中有了一席之地。这一切，都为日后农村社会统治力量的劣化和农村人文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埋下了伏笔。

由于绅权的公开化的背景，以至于凡是力图挽救危局的变革尝试，都不约而同地带上了强调绅权和地方自治的色彩。冯桂芬如此，郑观应如此，后来的“康梁变法”也如此，尤其是变法热潮中湖南“试验”更是凸显了这个问题。围绕在《湘报》周围的湘籍士绅兴办了南学会，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学会”就意味着掌握地方自治权力的议会加行政机构，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南学会并没有办到“位”，但他们毕竟还是兴办了保卫局，作为乡绅维持地方治安的制度化尝试，这是一个确实操作起来的机构。虽然，湖南维新的尝试随着六君子的死而结束，但绅权的扩张并没有因此而停下它的脚步。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在籍湖南乡绅们，逐渐地成了湖南地方的无冕之王，他们的地方自治理想，在他们手里畸形地得以实现了。

新政阴影下的村政

清朝的新政，虽然从一开始就遭人唾骂，激进者说它假变革，保守者说它是真灾难。但客观地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新政的确应该算是一场比较认真地以现代化为方向的制度变革。在新政中，政府改革的力度之大，动作之猛，中国社会与政治受到的冲击之剧烈，远远超过了后来的辛亥革命。

新政对于北京以外的地方而言，非常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地方自治的改革。随着各省谘议局的建立，各地的各个层次的自治团体与机关也涌现了出来。根据清廷1909年相继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各城镇（指非县州府政府所在地的城镇）设议事会和董事会；乡设议事会和乡董，人口过少的乡，不设议事会，以乡选民代之。这些自治机构名义上都是民选的，但对选民不仅有财产和性别的限制（妇女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将选民按纳税的多寡分成甲、乙两等，纳税多的少数人可以拥有比其他人大得多的选举权，从而保证了当选的人基本上都是乡绅或者乡社精英。其实，在那个时代，就是没有这样的选举设计，依乡民习惯于服从精英们的文化威权，乐于通过精英来表达自己意愿的传统，以及多数人怯于出头露面心理，乡镇自治机构依然会被精英（主要是乡绅）把持着，也只能由他们来把持。

乡镇的自治机关所管的事情几乎无所不包，大大地突破了太平天国之后办理公益的范围，从兴学办学的学务到公共卫生，从道路水利到农工商务，从整顿集市到筹集款项，即使衙门专管的诉讼官司，往往也会插上一脚。自治机关变成了这样一种东西，凡是从前官府管的它都管，从前官府不管的它也管，乡绅或者说村社精英的权力第一次不仅被公开化而且制度化了，并且是被朝廷以法典的形式制度化了。作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回忆说，他们家乡在光绪年间就由乡绅出面办起了安良会（他的父亲也是主持人之一），对于维持社会秩序很有作用，有了安良会以后，多少年都没有了盗贼。可是到了光绪末年，主持安良会的士绅们突然决定将原来民间纠纷的“是非牛”事件（所谓的“是非牛”，就是湖南农村两家有了纠纷，但一方不乐意找人调解，于是另一方就牵走对方的牛，迫使对方找人调停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也当盗案来处理。这表明，在清朝最后的岁月，乡绅在地方的权力不仅大大地扩展了，而且开始趋向强横，将原来乡里调解的事件也归到自治组织中“法办”了。

这种情况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村社精英的势力得到了空前的膨胀，他们的手伸得不仅过长，而且从后台跳到了前台，赤裸裸地掌控着乡村的政治权力，自治机构设立以后，原来的里甲长就彻底地靠边站了，地方精英对乡村的统治从间接化为直接。由于没有了政治空间的缓冲，精英直接办事的结果势必增加他们与乡民的冲突，部分消解了他们作为仲裁人的资格。二是精英的直接掌权，隐含着他们对权威性资源赤裸裸地占有，精英存在的功利性大大增强，从而使传统的道德威权难以维持。三是自治机关管的事无所不包的结果，使得他们不得不与地方政府捆绑在一起，借助政府的暴力来推行政务，从而在无形之中，国家政权借精英之手将触角伸到了乡下，揭开了国家权力下移的序幕，

新政之于农村的另一重大刺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科举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根植于乡村的选官体系，通过这一伸向农村的管道，将乡野士人的优秀人才吸纳到官僚体系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上来，使这个体系保持一定的新鲜活力与礼序的原初性。最关键的是科举制度形成了一种遍及城乡的网络，一个网纲握在国家政权手中的网络，而网的各个节点就是各个层次的乡绅，这个网络将政治与文化高度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某种水乳交融的境界，只要网络的节点对国家政权还有向心力，那么国家就还能维持对乡村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