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小说最新章节免费阅读(精彩章节未删节)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 免费试读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在地方自治的旗帜下，地方精英的权力极大地膨胀了；而另一方面，乡村读书人中的优秀人才又在废科举兴学堂的热潮中被拉走，这样一来，势必造成留在乡村的精英出现劣化的迹象，道德感日减，素质日差，他们中的狡黠之徒往往特别乐于参与自治机构，新政赋予他们的权力变成了为自己牟利的渊薮。当时的人就批评自治运动使得选举出来的士绅多半为乡中“最占势力者”，“狡黠之徒，乘机而起”，“一旦厕身其间，滥膺选，势必视自治公所为鱼肉乡民之具，借官恃势，假公报私，名为自治，实为自乱，只知吞款，而不知捐款，只知欺贫，而不知恤贫”。在新政期间，各地出现的民变骚乱，有相当一部分都与地方自治有关。在直隶、河南、广西、江苏等15个省份，都出现了反抗乡董滥收自治费借以渔利的大规模骚乱，有的甚至集结万人，包围县城，公然与政府对抗。当然，士人的道德感减弱，也与社会日益呈现多元化的倾向有关，前面提到的福建古田宗族奖励有科名的读书人的书田和祀田让收规矩，这时被各种学堂毕业生争收强夺，闹得“一讼之兴，经年不息”。因为从前生员、举人、进士标准基本统一，系一元性的，然而各色学堂参差不齐，孰优孰劣，没个标准，好的小学虽然可能素质比赖的中学还高，但滥竽充数的中学生会说他相当于举人，而再好的小学生也只能算秀才，加上学堂学生显然比过去有科名的人多，所以，自然免不了要闹官司。这也说明，原来的士绅道德是以科举功名作为载体的，一旦失去了这个载体，道德未免要陷入混乱。

本来，在传统的政治情景下，国家政权基本上是避免与农户家庭的个体直接进行交易的，由政府直接管到农户的头上，在传统的行政体制下，行政成本未免过高。但是，作为被历史推到不得不变境地的清政府，历史并没有留给它太多的时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古老而落后的传统国度而言，推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资源的获取主要从农村想办法不失为一条终南捷径，尤其是在庚子以后，带有一点现代意味的财源关税收入也被列强拿走的情况下，推行新政的经费，似乎只能通过延伸行政触角，以国家权力直接榨取农民来取得。然而，在行政机器并没有得到丝毫改变甚至效率日益低下的情况下，贸然做这种延伸，势必导致行政成本成倍地增加，中饱和损耗就可以吞噬掉大部分从农民那里超额榨取来的资源，甚至使本来就已经恶化的吏制更加恶化。

如果换一个角度说，对于清朝政府而言，推行地方自治既是舆论推动的结果，也是为了缓解偿还赔款、兴办新政的巨大财政压力的应急措施。新政的行政改革，并没有使清朝政府走出传统官僚体制的阴影，古老的行政机器，应付增加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赋税附加的征收压力，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靠单向度的扩大行政机构来解决，而那个时候统治状况和官场氛围已经不允许他们采取这样的方式，因为扩展机构的自身消耗将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而且还未必能实现收入的增加。于是，他们只有再一次老调重弹，借助地方乡绅的力量，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当然也附带有更多的利益），借乡绅甚至各色地方精英之手，完成行政网络延伸的使命，征集所需的费用。即使惹起民乱，由于地方精英传统的乡社领袖的角色，显然不容易闹大，即使闹大，也有精英在前面做第一道防线。当然，凡事总难以尽如人意，在新政的推行过程中，清政府的确延伸了它的统治触角，而地方精英更是乘机扩大了权力，开始将自身的利益公然置于朝廷之上。于是，清朝统治的根基在地方势力膨胀的涨大声中瓦解了，而地方精英对乡村的传统统治也渐渐转化成为一种武力的控制，而且开始将农民几乎大多数的对统治者的怨恨逐渐吸引到了自己身上，启动了自身统治最终瓦解的程序。

经过新政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催化，中国古老的士阶层驶入了一个新的轨道，原来局部的、渐变的演变转成大规模的分化，原来只有做官一条路的士，现在变成了商人、教师、工程技术人员、记者、律师等；即使还说不上完全属于西式的知识分子，但已经与传统的士有本质区别的“新市民”，这其间还伴随着更大数量寄居在城市的浮食寄生人员，这些人原来在乡村时大多是不折不扣的乡绅。古老乡绅中的优秀分子分化了出去，有些成为新式知识分子，有些变成了城市里的寄生虫，还有的蜕化成了社会的渣滓，与会党土匪为伍，剩下的虽然数量依旧不小，却暮气沉沉，日趋没落，其他成分的地方精英乘虚而入，传统的乡绅在乡村的地位开始衰落。

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在清朝最后一次的现代化改革中加剧了破产的进程，巨大数额的战争赔款已经将清政府几十年现代化努力得到的所有财源硬性地榨干，关税与盐税的增长已与政府开支无关。这意味着清政府所有的经济、政治、军事改革以及各级政府的日常开支大部分都压在了本来就已经凋敝不堪的农村经济的头上。在政府的职能没有根本改变，机构还来不及改革，行政体系依旧传统的情况下，尽管新政的改革还算是相当认真，但是越是这样，就越像是在玩火自焚。虽然清政府自以为聪明地将农村不满的压力引向了地方精英，但膨胀的地方势力在没有引火烧身之前，就销蚀了清朝统治的基础，当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到来之时，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下了，清政府以一场迟到的改革走完了它的路。但是从它开始的联合地方精英强化行政网络的农村政治变革之路，却没有因它的寿终正寝而完结。农村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高度畸形的政治化时期。

军刀下的政权下移和农村衰败

庚子以后，整个中国的知识界存在着对于政治以及制度变革越来越强烈的冲动，这种冲动与变本加厉的地方主义奇妙地结合，使得一心幻想着恢复满人昔日荣耀的清廷很快就丢了江山社稷，也使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处于一种持续的动荡之中。由帝制到共和制的制度转换虽然出人意料地实现了，但模仿欧美最新体制的政府却没有找到新的合法性依据的可能，更无法建立自己的权威。几次想要恢复传统意识甚至借助复辟帝制来重建中央政府权威的尝试，都在地方主义的潮涌下可悲地失败了，自太平天国以来地方主义的滋长终于找到了自己最赤裸裸也最糟糕的表达——军阀割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