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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 免费试读

在战乱的环境下，农村的破败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中国农村而言，衰败的更深刻的原因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殖民性破坏，以及中国自身城市导向的现代化的结果。农村社会的破产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之一，曾经在20世纪20-30年代引起过学者的强烈关注，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农民普遍的贫困化，不仅仅是一般农民的状况在下降，就是农村中比较富裕阶层的生活状况也处在毫无起色的下降线上。由于城市经济的不发达（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而且由于战乱等因素，也使得外国资本在华投资一直不活跃），尽管沿海中心城市已经膨胀了很多，却难以吸纳大量从农村拥入的人口。离开土地的农民几乎没有追求更多的利益，往往是只求活命。即便如此，只有其中的佼佼者和幸运儿才能在城市站住脚。不得不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只能在某种畸形的商品化生产中苟延残喘，由于战争以及频繁的灾害对生产条件的破坏，再加上国际市场的波动，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像黄宗智所谓的“过密化”生产其实是难以在完整意义上实现的，农民固然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超出其需要的劳力，但也可能完全粗放经营甚至抛荒。长江三角洲的棉花产区，在棉花价格大跌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土地的大量抛荒。男人出外（包括为兵、为匪），缺乏生产经验的女人种田的现象相当普遍，四川北部地区，几乎是最主要“经济作物”的鸦片种植，基本上是由妇女操作的，男人即使不出门，也由于吸毒成瘾而待在家里。为了能够活命，对高产值作物的追求甚至从事毒品生产的农民遍及中国农村，特别是那些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像历史上多数的乱世一样，从事武装活动的人成了农村社会规模最大的群体之一，不仅各种名目的“政府军”（包括地方军阀）众多士兵的主体是农民，各种地方武装和私人武装也基本上由青壮年的农民充数。几乎所有有势力的阶层、个人和团体都可能拥有武装，如果说商人的商团多少有些虚弱无力的话，那么各种帮会、教门的武装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轻视的力量。再加上那些几乎遍及中国，在兵匪之间互变以及始终坚持绿林身份的土匪刀客，全国上下经过武装活动熏陶的农民数目之多，恐怕任何人也难以详尽地统计，与历史上武装起来的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的最大特点是学会了使用近代资本主义发明的火器。

虽然20世纪的前半世纪，中国政坛的主导者换了若干，但农村的改良却谈不上半分，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在国外的资助下，进行过小范围的农村改良试验。晏阳初、梁漱溟和李景汉等人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有益的；定县的实验提供了一个农民的教育体系，通过平民教育改善农民的素质，重建农村的道德，进行品种改良、科学种田，组织合作社的事业；邹平的实验提供了一个以教代政的模式，让进入农村的知识分子建立一个“乡学一村学”系统，从事合作社、农业改良以及农村自卫的训练。然而，这些点滴而艰辛的努力，却不得不依赖军阀武力的庇护和外国的好心资助，当这些努力刚刚取得一点成绩，就会遭到那些武化的地方精英的干涉，而默许他们实验的南京政府在实际上对他们组织农民的举动一直心存疑虑，使得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得不一次次在搬不开的“石头”面前绕道而行，在国家政权根本无意实行它们本来早就制订的土地改革计划的前提下，输血式的农村改良，无论组织者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拥有多大的热情，都难以真正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所取得的点滴成果，却被淹没在国家政权中世纪式的强制之中。中国农村的所有变化好像只是为革命提供了越来越合适的土壤，日益加深的普遍贫困化，使得农村社会对赤贫者的自我救助机能受到摧毁性的破坏，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绝望之中，乡村精英自清末以来的劣化和武化，无疑加重了贫富的对立，使得本来就不多的调节空间变得更加狭小，而经过多年战争磨炼的农民，已经开始强烈地热爱和熟练地掌握这种兵器。最后，不发达和落后的农村又为农民革命准备好了战场，在共产党人没有进入农村之前，那里已经发生了农民自发地抵抗“政府军”的普遍骚动，而且还相当成功。

中国的革命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农民革命，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在它身上有过移植的痕迹，但属于中国土生土长的因素才使它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革命将农村的权力结构翻了过来，将所有原来的富人统统打翻在地，形成了一个农村中新的“贱民”阶层，原来农村的“能人”只有最没有文化的那一部分进入了权力中心，成为新时代的主宰，经济能力和文化资源的缺失使得乡村权力架构对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依赖加大，而国家政权正好借此建立健全了一套全能式的绑在国家战车上的基层政权体系，无条件地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所需的一切。而乡村的社会组织则彻底被淘汰出局，乡村也丧失了起码的自我组织、自我调节的功能，所有的活动都得依赖国家政权的推动，“群众运动”因此成为党和国家调控农村的最有效的手段。

今天，中国已经走完了整个20世纪，农村也早已几番沧海桑田，尽管经历了无数的曲折，我们的社会（包括农村）毕竟进步了，而且正在进步着，只是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三农”问题依然在困扰着我们，回顾历史只是为了更好地看清现实，看清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当然，以我个人这点能力和学养，要想彻底理清这段农村基层政权和文化权力变迁的历史，实在是力不从心，之所以要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借此引起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如果能使有些人将现在的村民自治研究向后延伸一点，我将感到非常的高兴。

一份“村图”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