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价值链攀升战略”增强制造和贸易竞争力
所谓“价值链攀升战略”，就是深化对外开放，全面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即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在我国逐步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推动技术创新、品牌培育、渠道建设和资源保障四维协同发展，综合提升我国贸易和制造竞争力。
（一）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趋势就是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与深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有力地推动了自身经济发展，成为了全球化最成功的受益者之一。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虽然在东亚的垂直生产网络中我国影响力大大增强，但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仍然占据了价值链的主要增值部分。
1.全球化对我国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中，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去几十年间，全球经历了产业价值链的深度分割，各国不再单纯制造出口品，而是负责制造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国际分工向产业内部的工序之间、向日益细化的链条和模块之间的分工发展，诸如组装、加工、设计、市场和分销等不同的价值链环节进一步全球化布局。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积极对外开放，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发挥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承接国际产业和技术转移，迅速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和第一大出口国。
2.我国处于国际生产网络的中心位置
在全球价值链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生产网络。在这个生产网络中，诸多东亚国家生产复杂的零部件并出口至中国，而中国对零部件加工并组装为最终产品，最后这些产品主要被出口到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以信息产业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接受了大量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中国在融入该行业全球价值链过程中接触并逐步吸收了国内市场所不具备的先进技术，信息产业迅速成长为我国第一大工业部门，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中以IT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产品比重迅速提高，同时我国出口的IT产品精细程度已经与发达经济体相仿。
3.全球价值链重心仍然分布在发达经济体
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装配环节。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我国切入全球价值链的环节主要在于加工装配阶段，其结果是我国出口的大量高技术产品中发生在国内的价值增值比例很小，更多的价值增值发生在价值链上游的国外研发和营销环节，而这些价值链上游环节更多是在发达经济体。以计算机和电子设备为例，我国2008年出口额是美国的2倍，但我国该类出口产品中56%的价值增值是来源于国外，而美国出口产品中近90%价值增值都来源于国内。
（二）“价值链攀升战略”的提出
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赶超国家的产业升级演变为三个路径：一是传统的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支柱到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支柱的产业升级；二是沿着全球价值链的水平升级路径，即在价值链的同一阶段上提升生产效率、流程管理或技能密集程度；三是沿着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升级路径，即从价值链的像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向产品设计或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推进。
在前两个发展路径上我国的剩余空间有限。我国产业结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已经迅速改变。按照行业衡量我国的出口结构，纺织服饰与杂项制品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比已经大幅下降，机电产品和电子设备的占比显示我国出口结构已经到达相当高的发展阶段。而我国过去十年20%高增速的外贸出口最主要驱动因素正是原有出口产品或现有出口企业在单一方向上的出口数量扩张，这也说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水平路径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成就。
同时，我国出口贸易增长依赖数量的扩张却缺乏产品的多元化与创新，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制造和贸易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中第7、8、9大类产品占我国对美欧总出口的90%。其中：第7类为“按原材料分类的制成品”，主要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第8类为“机械及运输设备”，主要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第9类为“杂项制品”，主要为劳动力密集型和轻工产品。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更易受到汇率价格波动影响，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更易受到收入需求波动影响。而2008年美欧总需求萎缩后，第7、9类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竞争力对我国出口的贡献度加速降低，降幅大于更易受到需求波动影响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充分显示我国主要出口产品竞争力已经开始呈现下滑趋势，在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我国难以继续依赖前两个发展路径。
“价值链攀升战略”是未来我国提升制造和贸易竞争力的关键。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垂直分工地位较低，意味着我国提高全球价值链垂直分工地位的空间较大。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价值链攀升战略”，是经济全球化赋予我国贸易发展战略新的内涵，是增强我国贸易和制造竞争力的新道路。
（三）“价值链攀升战略”的四维重点
“价值链攀升战略”的重点就在于推动技术创新、品牌培育、渠道建设和资源保障四维协同发展，最终实现我国价值链不断攀升，从国际生产网络中心转向全球价值链重心。
1.推动研发创新，提升价值链前端的技术创新力
研发创新位于价值链的上游，是价值链上附加值最高、核心竞争力最强的环节。一是要大力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要建立鼓励企业创新的财税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创新要素的集聚，鼓励企业间、产学研间设立技术创新联盟，激励企业在不同创新环节开展联合创新。二是要推进和扩大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加快制定自主创新产品的认证和评价体系，在引进核心技术基础上，结合研发消化吸收，围绕自主核心专利构建外围防护专利网，塑造产业自主核心竞争力。三是要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政策作用。尽快制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鼓励申请自主知识产权，加强创新及成果产业化的知识产权运作管理，改善知识产权的执法效力，促进企业越来越多地将创新作为业务战略的核心。
2.培育品牌建设，塑造价值链后端的品牌软实力
国际知名品牌是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也是企业无形资产的集中体现。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但在世界五百强中我国的本土品牌却寥寥无几。品牌经营在价值链后端具有高附加值和不可替代性特征，缺乏品牌竞争力已经是我国实现价值链攀升的瓶颈。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出口企业创立自主品牌的精品意识，以品牌资源整合出口企业的技术、管理和流程等优势，形成自身的核心品牌竞争力和软实力；另一方面，要利用巨大的本土市场基础营造本土品牌的良好成长环境，努力消除国内市场的地域壁垒和制度障碍，以大统一的本土市场竞争促进本土企业品牌成长，塑造培育和扶植本土品牌的良好市场基础。
3.鼓励企业构建全球性营销网络
一是支持我国企业积极“走出去”，构建以服务于生产和出口的营销为主、包含市场调研、物流运输、售后服务和品牌经营的一体化全球性营销网络；二是鼓励我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通过合资、参股或控股的方式，协同外资企业到我国企业需要的地方构建营销渠道；三是鼓励我国企业间组建全球营销网络联盟，最大化某一企业建立全球性营销网络的外溢效应，提高营销网络的影响力和利用效率，实现营销网络间的互通互助互补。
4.提升大宗商品贸易定价权
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低，关键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带来的成本压力会层层传递并向整个价值链扩散，进而最终影响我国制造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提升大宗商品贸易定价权，增强资源获取能力成为保障制成品贸易竞争力的关键。一是要结合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使我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成为主要的国际基准价格；二是要结合我国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形成能够真实反映我国市场供求、符合我国在国际市场地位的权威大宗商品报价体系；三是结合我国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组建属于中方企业自己的专业船队体系，加快形成自主大宗商品物流系统；四是结合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趋势，利用全球经济复苏阶段的估值低期，加强我国资源能源的全球战略性布局。
四、实施互利共赢的贸易战略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自身实力的增强，中国的身份定位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敏感。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需要肩负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使命。另一方面，在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对世界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同时，世界各国均希望中国担负起大国责任，在维持国际秩序的顺利运行上做出一定的贡献。未来如何在自身身份认同与国际期待之间实现一种巧妙的平衡将是中国面临的一大重要挑战。中国目前已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未来几年必将成为全球第一大进口国，如何更巧妙地发挥贸易影响力更是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依此前景趋势为判断，实施互利共赢的贸易战略将成为中国在世界上发挥与自身实力相称的作用的关键一步，也是中国实现全球布局的战略抉择。
（一）互利共赢贸易战略的国际环境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依赖促进相互合作，为互利共赢提供了可能。贸易全球化下货物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机构和贸易格局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国际服务贸易地位提升，服务业跨国投资迅速增长。金融全球化的深入，金融市场交易规模迅速扩大，金融交易产品开始多样化，场外衍生工具市场成为衍生交易的中心，全球衍生市场的合并重组频繁。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份额逐步提高，国际直接投资向服务业集中。跨国公司成为生产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经济失衡越来越严重，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凸显。经济全球化与保护主义并存，南北差距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突出。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互利共赢”成为处理国际经贸关系新准则。
（二）互利共赢贸易战略的现实要求
从国际层面来看，庞大的贸易规模和迅速增长的市场份额使得中国继续实施“出口导向”难以为继。一方面，来自于中国产品的竞争压力和对能源的消耗对他国的经济安全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来自于中国市场份额快速提高打破了他国的全球贸易关系“均衡”。入世后，中国出口高速增长，贸易顺差急剧扩大，这也使得国外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迅速增加，针对中国的新的保护措施层出不穷。
从国内层面来看，“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对生产要素配置优化作用逐步减弱，支持其发展的比较优势基础也在逐步弱化，而预想中的“技术溢出效应”也很有限。一方面，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弱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压力都将继续导致出口成本的持续上升。而能源、矿产资源等的价格上升进一步提升了环境成本，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贸易的效益和利益不高，技术溢出效益不明显。尤其是对于占据对外贸易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其经济效益较少，对国民经济的带动效应也较弱。而且，中国对外来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出口贸易尤其是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并未充分地发挥。
（三）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利共赢贸易战略
从中国未来一个长时期贸易动态的变动过程看，一方面，中国产业会升级，低端产业向南亚和非洲等国转移，其中要防止南亚经济对中国产业和市场的竞争，从现在开始要谋划形成一定的贸易保护体系和对策；另一方面，中国技术和质量不断升级的产品，要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需要反对发达国家实行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体系和措施。
从长远的格局看，中国需要从制造和贸易大国走向制造和贸易强国，战略和对策：一是提升产品的技术水平，提高产品的质量；二是随着自主创新和产品技术以及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形成自己的完善的产品及出口服务标准体系，并应用于进出口之中；三是形成完善的商标等知识产权制度，培育和保护民族品牌，增强国内产业的竞争力；四是在国内形成应对国外诉讼的行业司法等组织体系，对国外进口品也形成中国自己的立法、诉讼、调查等司法形式上的保护体系。
第一，互利共赢贸易战略应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并追求多重目标。国家利益是一国贸易发展战略所追求的永恒的核心。所追求的多重目标既包括经济目标也包括非经济目标，其中经济目标包括：贸易平衡协调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公平与自由的贸易；非经济目标则主要包括：国家安全、社会协调发展、互利共赢的对外经济关系。出口不再被视为追求的目标，而更多地应被视为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战略目标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放弃出口，而是强调不再不计成本地发展出口贸易，不再通过扭曲政策的方式扩大出口，强调使各种隐形成本如环境成本、土地成本、资源成本、劳工成本甚至“人民币成本”都能够显示出来，以正常的“比较优势”参加国际竞争。
第二，通过符合国际规范的而非扭曲贸易的政策措施和工具来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内部，继续在WTO的规范下完善现有的贸易促进政策体系，包括出口退税、公共信息服务等；加强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在WTO允许的范围内实施服务出口零税率、服务补贴等政策；完善对国外贸易壁垒的调查和申诉力度。在WTO的框架下，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通过加快实施区域/双边经济一体化战略为中国产品出口扩大市场空间，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磋商，保障国内产业和企业的出口利益。
第三，加快制定并实施进口战略。在当前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的背景下，应善用进口政策，既服务于自身的经济建设和保障经济安全，又为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制定进口战略以推动经济增长，包括引导进口结构，加大技术引进力度从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实现进口市场的多元化，以规避国际经济风险，其侧重点是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来实现；保障重要战略性物资的供应，包括通过进口市场的多元化以规避风险、利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充实战略物资的储备体系、通过多种渠道参与重要进口品的定价权。
第四，实施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其内涵为：一是以贸易自由化为主导，其最终趋向是一种总体上倾向于自由贸易的政策，而且，其实施过程也将根据不同的需要和考虑，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在时间上有所差异，在部门上有所侧重。就贸易自由化的具体进程而言，在货物贸易领域就是逐步规范并减少贸易壁垒，规范非关税措施，非关税措施关税化，合理设置并逐步降低关税总水平。在服务贸易领域就是逐步扩大市场准入水平，并给予国民待遇。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领域就是规范并逐步取消对贸易有明显、直接的扭曲和限制作用的投资措施，包括投资鼓励措施和投资限制措施。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措施领域就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控制滥用知识产权的措施，并加强知识产权执法。二是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实施管理措施。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存在风险，因而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适度管理。进口风险包括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扶持重点产业和幼稚产业、国际收支平衡、不公平贸易、公平贸易下的产业损害和市场扰乱。非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就业和收入分配、区域发展、健康与福利权。出口风险则涉及：重要战略物资、特殊商品、国内供应短缺物品以及进口国市场容量有限、出口经营秩序混乱等情况。无独有偶，这些方面也构成了WTO例外条款和免责条款的主要内容。三是贸易自由化与“管理”的关系。贸易自由化与“管理”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管理是贸易自由化的需要和体现，贸易自由化要以管理作为保障。管理的目的在于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平衡发展，规避和化解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但管理不等于保护，管理并不阻碍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管理不带有歧视性，不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阻碍。
第五，挖掘大国的国内市场优势。由于历史积淀的各种原因，中国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并不发达，国内市场被地方保护主义分割成区域性市场。对于如何消除地方市场分割，建立真正统一的全国大市场，各界专家学者提出了种种思路和对策，颇有政策参考价值，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来减少地方保护行为；使地方政府从竞争性产业中退尽；引导地方政府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制度建设为中心”，建立更加科学和适应社会发展的政绩考评体系；建立综合性行政大区管治机构等等。减少行政壁垒，促进资本、人员、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尤其是推动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都有益于统一市场的建设，有助于“大国优势”的实现。
第六，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战略开拓国外市场及实现多重政治经济目标。双边及区域经济安排有其内在的深刻动因，面对多哈回合谈判长时间无实质性进展、全球多个经济体开始探索区域性贸易安排的形势，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已在不同程度地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美国国务院认为，“FTA（自由贸易区）是美国出口商打开国外市场的最佳途径之一”。特别在当前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和大力推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战略的背景下，我国更需重新审视和提升自身的FTA战略。一是要明确制定未来十年参与区域与双边合作的具体规划和路线图；二是在深度与广度两个层面拓展合作领域，从进口资源保障、出口市场以及全球生产链的角度构筑综合全面的FTA网络；三是认真评估当前各种亚太合作机制与方案，制定明确而灵活的应对策略，防范潜在冲击。
（执笔：盖新哲）
参考文献：
1.朱立南：《国际贸易政策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岳咬兴：《国际贸易政策教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许统生：《开放中的贸易保护准则与实证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4.许斌：《国际贸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版年。
5.尹翔硕：《贸易战略的国际比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李群：《管理贸易论——兼论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外贸政策调整》，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Hufbauer，GaryClyde.TheFreeTradeDebate.NewYork：PriorityPressPublications，PP.55-58，1989.
8.美国商务部网站数据。
9.ChinainFocus：LessonsandChallenges，OECD，2012.
10.radepatternsandglobalvaluechainsinEastAisa：Fromtradeingoodstotradeintasks，WTOandIDE-JETRO，2011.
11.TheAsianinternationalinput-outputtable，IDE-JET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