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的战略和策略
近年来，中国所承受的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减排压力和能源约束逐渐增大。从外部压力看，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施压，强调共同承担温室气体总量减排，并威胁祭出“碳关税”的措施，一些受到气候变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也把中国当成了新的“环境破坏者”。从内部压力看，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赖能源高投入实现的，能源需求的急剧增长和资源禀赋的矛盾形成了能源约束，并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节能减排是我国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将外部压力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相结合，提出自己的减排方案，承担一定的减排义务，同时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中抓住发展的机遇，获得技术和生产上的优势，将在全球气候变暖这一问题上，变被动为主动，获得主导话语权。
（一）实施积极减排，建立低碳发展模式
中国能不能避免重复发达国家的模式，走上一条稳定、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问题之一。近几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很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客观上要求我们迅速而大规模转型，即使没有气候变化，低碳发展也势在必行，迫在眉睫。如果不能加快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中国的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只有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正确道路。而这种内在的要求和国际上要求减排的呼声是一致的，利用外力来倒逼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节能减排作为基本国策更是明智之举，既有利于中国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减排措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促进低碳生活方式的制度建设。向社会大众表明政府联合全社会一起实现低排放或零排放的决心，形成低碳的生活理念，杜绝对食物的浪费。采用节能建筑，从根本上改进现有房屋的能源利用效率。通过隔热的墙、屋顶和地板，安装太阳能光伏屋顶、太阳能电池涂层、能效窗户、LED节能灯具、能源供应来自于本地可再生能源、强化地热采暖等，换掉老式窗户，安装回收热能的通风系统。采用地热和太阳能为建筑物供应能源，同时采用保温材料。鼓励绿色出行，采用更高效的交通模式，充分利用公共汽车、自行车、有轨电车和火车，经铁路和海运运输更多的货物，用高速铁路代替短途空运。改进空中交通管理，减少拥堵，使飞行航线和着陆方法更合理，减少航空燃料的需求。促进节水节能，推广节水节能的新技术，采用相关政策法规推广等。这些措施除了宣传之外，还需要政策和制度的配套建设。
其次，建立完善的资源、环境保护制度。中国不能重复之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高耗能的发展道路，将发展路径转换到低碳发展这种对未来气候更加友好的发展模式上来。市场化的方案之一是征收资源税和环境税将排放成本内部化，并为鼓励清洁能源的发展筹集资金。“碳税”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目的，针对化石燃料如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以碳排放量为基准所课征的一种税目，是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一种政策工具。以芬兰为例，芬兰是第一个实行碳税的国家。1990年，芬兰推出碳税时，税率仅为1.2欧元／吨二氧化碳，此后征税方法和税率不断调整。由于征税使得工业企业成本提高，为了保护本国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芬兰在实施完善碳税政策的同时，也实施了较宽松的税收减免与返还措施。芬兰每年碳税近30亿欧元，占总税收的9%，碳税用于全球性科学研究、信息收集和发布、人才培养、洁净技术研发、植树造林等。征收碳税对芬兰的产业竞争力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没造成大的消极影响，主要是对环保科技的创新激励抵消了一部分消极影响。
第三，学习先进的减排制度。除了“碳税”这一主要适用于分散、中小型排放源的减排政策外，适用于大型、集中式排放源的还有“碳排放交易”制度：通过设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则将“排放权”分配给企业，建立市场机制，减排成本高的企业向减排成本低的企业购买“排放权”，从而实现整个经济体的低成本减排，促进低碳技术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这一制度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实施，北京、天津等环境交易所都因为缺乏买方而交易量很少。但在同样不承担总量强制减排义务的中国台湾，“碳排放交易”却运行良好：为鼓励企业参加自愿“碳排放交易”，政府补助企业资本设备投资、减免能源税或碳税，最重要的配套奖励是，进行了自愿减排的企业，对于过去减少的碳排放量，在未来进行“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时，可以给予碳排放权配额奖励。由于这些奖励措施，中国台湾地区产业参与自愿减排的比例非常高，比如钢铁业、石化业、水泥业的参与比例都是百分之百。
第四，要提高国土固碳的能力。研究表明，地球每增加1%的森林覆盖率，便可以从大气中吸收固定0.6亿～7.1亿吨碳，同时还能释放出氧气，通过土地利用调整和林业措施将大气温室气体储存于生物碳库，是一种低成本、积极有效的减排途径。中国已经承诺通过实现新增改良草地2400万公顷、治理退化、沙化和碱化草地5200万公顷等目标，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和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有效地大量吸收二氧化碳，成为世界最大的间接减排温室气体的国家。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对我国目前林地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明确产权和收益权，提高植树造林和保护生态的积极性。
第五，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改造传统产业来降低碳排放。2009年，中国GDP的能耗强度是每百万美元产出消耗390吨标煤，而德国是167吨；中国目前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减排的空间很大。在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是碳强度最高的产业，据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测算，中国2009年第二产业的单位增加值能耗强度，分别是农业和服务业的8倍和5倍，如果服务业比重能够提高一个百分点，则整体经济的能耗强度将下降1.4%。此外，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集中在一些高耗能行业，根据中科院的估算，中国主要高耗能工业的能耗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可以通过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来降低碳排放。
（二）推动科技创新，抢占低碳经济的有利地位
低碳经济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重大，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低碳经济竞争主要反映在国际“碳排放交易”主导权竞争和“低碳技术竞争”两个方面，其中低碳技术竞争将直接决定未来气候变化国际博弈的格局和走向。在未来数十年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都将成为关键的、世界性的议题，先进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是解决气候变化的最终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围绕低碳经济核心产业群的技术革命也已经徐徐展开。中国需要发展节能减排的技术，不仅在于自身的需要，还在于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获得主动权，避免陷入以往几十年在技术上的被动局面。
由于现代经济对碳基能源的依赖，经济活动离不开碳排放。一国碳排放的计算公式为：
最终碳排放＝人口×人均GDP×单位GDP使用能源×能源碳强度
要减少碳排放量，“单位GDP使用能源”下降和“能源碳强度”下降因素必须要高于人均GDP增长，这需要通过低碳技术进步来实现。低碳技术是指为实现低碳经济而采取的技术，主要包括清洁能源技术，节能技术和碳排放降低技术。可分为三类：（1）减碳技术，是指高能耗、高排放领域的节能减排技术，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技术等；（2）无碳技术，如核能、太阳能、风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3）去碳技术，典型的是二氧化碳的捕获与埋存。可以说，低碳技术几乎涵盖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所有支柱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谁掌握了低碳核心技术，谁就将赢得商机和主动。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研究，在人类各项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中，能源生产与消耗环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比例高达83%。因此，能源问题是低碳经济的内涵，减少能源生产与消耗环节的温室气体排放是重中之重。从人类历史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不仅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而且对这些财富的善用就可以转化为政治和军事优势，直接引发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在信息时代之后，欧美一直在摸索下一次科学技术革命所带动的经济增长点，基于对传统能源耗尽的预测，欧美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新能源技术，将其作为新技术革命的关键领域。近年来，世界各国加大低碳技术研发投入，主要发达国家都在致力于新能源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利用，以期抢占低碳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奥巴马说：“一个控制不了自己能源的国家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未来”。美国将巨资投向了新能源领域，新能源技术和能源效率技术的投资规模将达到1900亿美元，其中包括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这两个领域到2025年达到900亿美元的投资规模，碳捕捉和封存技术600亿美元，电动汽车和其他先进技术的机动车200亿美元以及基础性的科学研发200亿美元；并要求电力公司到2020年，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和提高能源效率满足20%的电力需求；法案要求2012年后新建成的建筑的能效要提高30%，2016年后新建成的建筑需提高50%。
到2013年为止，欧盟计划投资1050亿欧元用于绿色经济。
对中国来说，气候问题和能源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因为燃烧化石能源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主要来源，因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增加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使用比例。我国正处在发展方式转型的十字路口，优化能源结构才能使我国摆脱随经济增长环境问题不断恶化的困境，迈向低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刻不容缓。但目前中国低碳技术研发基础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7~10年或者更长，技术发展面临更加复杂和严峻的障碍。
表3-21988—2007年关键低碳技术专利的国别（地区）分布
国家（地区） 太阳能光伏 太阳热能 风能 地热能 水能海洋能 生物燃料 碳捕获与封存 煤气化联合循环
日本 3941 142 196 32 199 112 110 37
美国 1301 172 320 50 387 135 218 56
德国 931 450 649 44 259 133 83 27
韩国 802 13 32 1 26 11 10 0
法国 242 88 84 10 104 45 69 4
英国 212 47 87 9 174 27 31 11
意大利 87 53 41 8 75 27 9 1
荷兰 96 51 56 9 22 13 15 3
加拿大 51 39 49 11 59 22 20 2
中国台湾 160 11 9 2 14 4 0 0
瑞士 75 35 16 7 39 12 5 5
西班牙 29 42 90 1 25 6 3 0
中国 80 13 20 6 14 11 4 1
瑞典 23 18 34 7 35 6 1 7
澳大利亚 41 43 11 1 22 7 3 3
芬兰 11 8 18 3 10 25 4 7
以色列 19 38 9 14 16 3 2 3
全球总计 8972 1639 2232 285 1902 731 670 190
资料来源：任晓玲，全球清洁能源技术专利分布与许可状况：欧专局等公布“专利和清洁能源”项目调查报告，《中国发明与专利》，2011（1）。
根据表3-2提供的数据，全球关键低碳技术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是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低碳技术专利申请量仍处于较低水平。尽管中国是低碳技术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低碳技术专利申请总量仍偏少，分别相当于日本和美国的3%和6%，远远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中国低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太阳能光伏、太阳热能利用和风能技术上，生物燃料、碳捕存（CCS）和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等方面的低碳专利较少。中国低碳专利申请多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来自中国企业的低碳专利申请数量较少且分布分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发布的《2010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中也指出，中国实现未来低碳发展目标至少需要60多种骨干技术支持，其中42种中国目前尚未掌握。
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在于低碳技术创新。发达国家企业积极实施面向低碳技术创新的专利战略，在低碳技术专利竞赛中抢占先机，中国努力通过技术转移、技术合作等途径获得这些技术，但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拿太阳能产业来说，当前太阳能技术仅贡献了全部能源供应的0.02%，但是这个比例在快速增长，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能源分析报告，到2050年，太阳能将占全部供电量的50%左右，建筑物采暖的50%，工业生产用热和燃料的15%。目前在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估计已经拥有超过100万从业人员，其中60%在太阳能制造和服务领域工作，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制造产业链，光伏电池年产量占全球产量的40%以上。但太阳能核心技术和销售市场都依赖发达国家，中国迫切需要提升自身掌握的核心技术能力，培育新能源产业的市场空间。面对这一巨大的、快速增长的市场，很难想象发达国家会把掌握的太阳能先进技术转让给中国，中国在低碳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势在必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欧盟、俄罗斯等经济体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发展重心开始回归实体经济，并且加大对高端制造业、新兴产业的研发投入，试图再次引领全球产业发展。美国以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为主抓方向，欧盟以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为主要抓手。为了在这些领域确立优势，欧美对中国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等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目前中国风电发展放缓、太阳能光伏内外交困，大批新能源企业陷入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发达国家和中国在新能源这一战略性产业上的竞争初见端倪，可以预见未来的竞争将更为残酷。
中国的关键在于不是孤立和消极地看待气候变化的挑战，与之相反，要看到潜藏的经济机会和制度收益，节能减排既是一种约束，更是一种动力。可以预见的是，低碳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将成为各国新一轮科技竞争和产业竞争的重要“战场”，而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和能源生产消费第一大国，必然要参与这一轮低碳产业的竞争。以“替代能源和节能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已被人们视为“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中国可以利用这一机遇，大力发展核电、风电、光伏、智能电网、电池等替代能源和节能技术，尽早拓展国内新能源市场，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为中国新能源产业提供发展的空间，促进中国企业在“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中抢占高点。通过国家支持和企业的努力，中国低碳经济的核心产业群有望迎来持续、快速发展的黄金年代，一批优秀的企业有望脱颖而出。
（三）争取在国际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导权
随着《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结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8次缔约方会议于2012年11月26日—12月7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在多哈会议上要对未来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做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安排。不会引发危险气候变化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已经被发达国家所利用，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所留下的排放空间非常小。随着气候变化的恶果不断显现，减排与发展矛盾的重要性也要逐步让位于气候问题解决的迫切性，可以预期围绕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的国际博弈会越来越激烈，可能从根本上推动全球建立一套具有实质约束力的全球“深度”治理机制。
目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碳排放大国，中国的减排态度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起到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固然是一种力量，也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事关人类命运的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在国际谈判中要充分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发展空间。提高发展中国家适应全球气候变暖的能力，在为自己争取发展空间的同时，提升在国际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影响力。
首先，要求发达国家切实担当起在国际气候变化中减排、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责任。根据测算，要实现全球升温控制在最多2℃，发达国家到2020年要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至少减少25%~40%。但现在发达国家的承诺，平均只有15%左右。中国应该要求发达国家参加《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要做出减排承诺；没有参加的，也要做出有可比性的减排承诺。此外，要求发展中国家切实履行资金和技术提供的责任。在截至2012年的3年时间中，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共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236亿美元的援助用于应对气候变化，低于之前承诺的300亿美元。根据《公约》秘书处的估算，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资金需求为每年1000亿美元，这也是被发达国家普遍接受的一个数字，中国应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提供资金的责任。此外中国还应要求发达国家转让相关技术。据2007年5月4日IPCC的报告，目前已经具有大量的减排温室气体的技术，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得到广泛利用，将可以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些技术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中国应要求发达国家转让这些技术。
其次，中国应提出自己的2020年之后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履行减排义务的方案。鉴于中国已经是碳排放大户，发展中国家承担量化减排也已经是大势所趋。根据德班大会协议，2015年之前将就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义务达成协议，并于2020年开始实施。2011年12月5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德班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明确表示，在具体明确条件下中国愿意接受2020年后的量化减排协议。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测算，根据现在的节能减排力度，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约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如果中国2020年就要达到峰值，显然面临着巨大的节能减碳压力”。中国应充分研究，提出符合自身利益，也能达到国际减排目标的减排方案。目前中国学者提出的三种可以作为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借鉴的方案。
第一种是李稻葵（2007）提出的“以发展路径减排”方案。鉴于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倒“U”型变化规律，根据各国发展阶段可以测算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温室气体排放的趋势。在不采取减排措施的情况下，二氧化碳的排放将大大超过地球容纳量，因此可以测算需要减排的幅度，各个国家都按照既定发展路径，比正常情况下减少一定幅度的排放。这样既考虑了各国的发展阶段，又体现了共同减排的努力，符合《公约》“共同但有区别”原则。但对发展阶段测算和减排幅度计算还需要深入探讨。
第二种是樊纲（2010）等提出的“以消费确定减排责任”的方案。由于国际贸易导致消费品的生产与消费出现地域分离，是最终消费而不是生产，才是导致温室气体大量排放的根本原因。作为人口规模仍在不断增长、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远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未来我国合理拓展居民消费碳排放空间的需求正当而且迫切。因此，从满足居民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出发，基于居民基本消费合理需求的进行碳排放额预算分配，不失为一种公平合理的国际排放权分配机制。
第三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提出的“以人口和历史排放情况建立国家碳排放账户”的方案。认为根据公平原则，地球上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排放权，根据空气中可容纳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可以测算每人排放权的数量，从而建立国家碳排放账户，扣除历史上的排放量就是未来可排放的空间。根据这种测算方法，发达国家已经处于“赤字”状态，需要向发展中国家购买碳排放权，中国也需要严格履行节能减排才可能完成现代化进程。
四、对21世纪中国环境战略的讨论
中国现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6.8吨，已经高于5.3吨的全球平均水平。根据十八大报告，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之上，进入中高收入或者高收入国家行列。2012年底在多哈开始的谈判，最终将在2015年前达成协议，并于2020年开始实施。作为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如果仍然以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承担量化减排义务，势必成为众矢之的，恶化中国持续发展的国际环境。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更为积极主动的气候战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尽早启动国内“碳排放交易”，回应国际社会减排要求
根据国际经验，“碳排放交易”是成本最小的减排手段，而形成这个市场必需的配额分配、排放量核查、交易标准确定等支撑体系需要长时间的建设。但中国迄今为止，除了将减排指标下达给各省、强制关停并转等行政减排的手段外，还没有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在2020年之前，中国不需要承担绝对减排的义务，但中国承诺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45%相对减排，这本身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在2020年之后很可能将承担绝对减排的义务。
按照目前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规则，中国未来减排额核定会以1990年或者2005年的排放量为基础，不会因为提前进行减排而承担更多的义务。实际上，尽早实施国内强制减排可以促进节能环保技术的应用，减轻中国未来减排的压力。中国可以尝试在特定产业的强制排放控制，例如在钢铁、有色、化工、建材（占全社会用能的40%）等行业实施排放总量控制，或者新增产能的排放量控制，将排放额拍卖或分配给各个企业，超过配额的排放需求在市场上购买，节能减排项目或者新能源项目减排的配额则可以在市场上销售。排放控制可以促进企业采用节能新技术，更重要的是创造碳排放交易中的买方，使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真正运行起来，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市场，拉动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从国际关系上看，在重点行业启动强制减排，回应了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中国减排的要求，有助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又能为中国国内清洁能源的发展提供资金和动力，减轻这些产业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并为未来全面二氧化碳减排积累经验。
（二）主动担当发展中国家气候合作的引领者
鉴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外部性”，协商和谈判是解决的途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是世界第二经济体，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本身受到气候变暖的不利影响很大，抑制全球气候变暖是我国的责任，因此应该更加主动地承担协调和领导的责任。
一方面中国应该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切实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在新能源技术、节能环保产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易受不利影响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推动在气候变化科技研发、技术转让、公众教育和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用实际行动对环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给予技术和资金援助，在发展中国家中取得更多的信任，争取更大的国际空间和国际事务话语权。
（三）加强与其他“基础国家”的协调行动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谁先减排、减多少、怎样减，以及如何提供资金、提供气候友好型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暖等问题上，本身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基础国家”由于快速增长和与之相伴随激增的二氧化碳排放，更是成为发达国家要求承担绝对减排责任的主要对象。基础国家在人口和经济总量上有相当的发言权，通过协调一致可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多哈及以后的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最想达成的成果包括：不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新西兰、俄罗斯等）在减排目标上与履行第二承诺期义务国家的可比努力；2013—2020年期间援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和缓解气候变暖的资金筹集和交付的清晰路线图；技术转移中知识产权障碍的解决；以及避免发达国家以气候行动为名对发展中国家造成负面冲击的单方面措施。
中国和印度、巴西、南非等基础国家存在一致的利益，应联合起来，以共同的立场和发达国家进行谈判，要求38个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继续做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并通过绿色气候基金提供资金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阻止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单方面行动，例如目前美国拟议中的“碳关税”主张一旦实施，受损的将是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倾向于使用更多的碳消耗型技术。不仅如此，一旦美国开征“碳关税”，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会纷纷效仿，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的影响。
（四）塑造“绿色发展”的大国形象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上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很多还不为国际社会所知。西方媒体具有一定偏向性的负面报道，已造成中国在国际气候领域的负面、消极形象，如果不加大力度应对，将影响中国的声誉。中国应当把国内政策融入到国际承诺中去，积极宣传中国节能减排的努力，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果，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诚意和努力，消除发达国家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误解。中国还可以通过申请主办一些联合国气候变化国际会议，形成有中国域名的国际协议，举办世界性的节能减排博览会，一方面交流各国节能减排的经验和技术，另一方面提升软实力，逐步树立中国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大国形象。
（执笔：冯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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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樊纲、苏铭、曹静：《最终消费与碳减排责任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1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CO2国别排放账户：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绿色增长的治理框架》，《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
增强中国的外部竞争力
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全球竞争力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决定：一是科学技术水平；二是技术进步程度及以人力资源素质、管理水平等因素为基础的产业发展水平。2012年，中国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比率大约为51%，而发达国家这一贡献比率在65%~75%之间。在2012年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世界各国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分别位于第29位和23位。显然，中国在科技进步，提高产业竞争力方面，需要加大创新力度，实施赶超型战略。另外，面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产业贸易格局的变化，加之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中国需要对自身的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