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上讲，二氧化碳排放和环境保护，具有极强的外部性特征。从哈丁“牧场的悲剧”模型，也可推导出世界环境问题上的困境：全球环境是一个公共场所，每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都想多排放，于是整个世界就变成不适宜人类居住、生活和发展“高碳化和温室化”的地方了。这种由国际市场调节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由各个国家（相当于哈丁模型中的牧民家庭）形成公共环境治理组织，进行多边协商，制定规则，约束各国行为，来改善和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但是，由于发展阶段和国家大小等方面的不同，在国际排放和气候问题上，如何处理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首先解决温饱问题与发达国家强调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能源高消耗和高排放国家与低消耗和低排放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陆地大国与海洋小国之间的关系等，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内容。中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如何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对人类造成更多的负外部性，处理好中国国家利益与世界环境利益之间的关系，需要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层面仔细探索。
一、气候变暖、减排措施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化石能源的使用，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是近年来国际气候谈判的焦点。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气候变暖对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深受其害。另一方面，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必须寻找替代能源和技术，引起的成本上升，同样会对中国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已采取了多项措施进行节能减排，正在探索低碳发展的模式。
（一）气候变暖对中国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自然条件差，自然灾害较多，生态环境脆弱，气候变化带来的破坏性对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农林牧业的影响很大。中国的贫困地区与生态环境脆弱地带高度重叠，属于全球气候变化的高度敏感区。中国的贫困人口也已经成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在生态敏感地带人口中，74%的人生活在贫困县内，约占全国贫困县总人口的81%，中国赤贫人口有95%生活在内地生态脆弱地区。近几年，干旱、冰雹、暴雨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已经敲响了气候变化的警钟。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研究表明，2001—2006年，中国每年因灾损失的粮食从20世纪50年代的每年380万吨猛增到3400万吨。如果全球气温升高2℃~3℃，到205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会下降20%，北方地区和部分河流年径流量会减少2%~10%。目前，青藏高原冻土融化和冰川雪线上升，已经开始让三江源这个“中华水塔”受到严重威胁。气候变暖致使喜马拉雅山冰川面积变小，由此，中国将有2.5亿人口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完全依靠冰川提供淡水的居民。而全球变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将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这三大中国经济的精华地带构成直接威胁，有可能导致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在中国内部的不同地区，气候变化带来的“马太效应”式损害也已经显现出来。绿色和平组织与乐施会对甘肃永靖、四川马边和广东阳山3个典型贫困县的调查表明，气候变化已成为我国贫困地区致贫甚至返贫的重要原因。95%的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已经成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他们无法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反而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地域辽阔的国家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最大受害者。因此，无论是从自身的利益，还是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中国都愿意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世界行动中采取更加积极的政治态度和更加主动的实际行动。
（二）减排措施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不承担二氧化碳减排的义务。但是从2006年以后，荷兰环境评估署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将中国列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2011年中国占全球碳排放的28%，其余排放大国的情况是美国占16%，欧盟占11%，印度占7%。激增的排放量让中国成为世界“众矢之的”，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中国为国际气候变化承担责任。那么中国减排的困难在哪里呢？
减排温室气体主要有两种对策：一是“固定化对策”，使已生成的二氧化碳变为其他物质，防止其向大气中排放，目前除森林碳汇外，其他技术尚在探索之中；二是“排放控制对策”，就是控制减少化石燃料消耗，以抑制二氧化碳排放。
现代经济的动力是能源，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是人们可利用的传统能源，其中煤炭的碳密集程度比其他化石燃料要高得多，单位能源燃煤释放的二氧化碳是天然气的近两倍，原油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量介于煤炭和天然气之间。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和核能等是清洁的新能源，在发电的过程中几乎不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那么这些新能源为什么不能取代化石能源呢？
太阳能和风能很不稳定。太阳能发电在白天和夜晚以及阴雨天输出的电量差异很大，同样，风能也受风力大小的影响。这种能源直接接入电网，可能造成电网运行的不稳定，必须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另外，世界各国家都还未攻克大规模就地存储电能这一难题，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只能采取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在需要时再转化为电能的解决办法，但转化效率不高，仍需要继续研究和探索。这些原因使得中国目前已建成的风力发电站都不能满负荷运转。此外，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设备在制造的过程中要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并且造价昂贵，目前新能源发电的单价成本是化石能源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不具备大规模运用的条件。
水能的利用同样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水能本身是有限的，水库的建设需要人口迁移，另外，大量的土地被淹没，可能造成地质灾害，对生态环境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水电能否真正减排二氧化碳也还存在疑问，由于水库要淹没大量的自然植被，这减少了二氧化碳的吸收，并且造成大片湿地，可能释放甲烷等温室气体。一些科学家认为在热带地区利用水电排放的二氧化碳甚至超过化石能源。
生物质能是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储存在生物质中的能量形式，即以生物质为载体的能量。它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可转化为常规的固态、液态和气态燃料，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利用生物质能最典型的是用玉米生产酒精作为燃料，以及利用农作物秸秆的生物质能发电等。但是一些原材料的种植占用生产粮食的土地，对于中国这个人均耕地面积不大，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势必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所以中国发展生物质能的空间非常有限。
然而，从核电发展总趋势来看，中国核电发展的技术路线和战略路线早已明确并正在执行，当前发展压水堆，中期发展快中子堆，远期发展聚变堆。具体地说就是，近期发展热中子反应堆核电站；为了充分利用铀资源，采用铀钚循环的技术路线，中期发展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核电站；远期发展聚变堆核电站，从而基本上“永远”解决能源需求的矛盾。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一个明显结论：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在历史上支撑了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目前仍是高效和低成本的能源来源。低碳排放的新能源在现代化大工业中要担当大任，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中国能源结构一直以煤炭为主。中国煤炭探明保有储量1万亿吨，居世界第三位，但煤炭生产和消费长期居于世界首位，2011年煤炭消费为34.25亿吨，超过排名第二位至第五位的四个国家的消费量总和。2011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68.4%，远远高于世界平均28%左右的水平。较清洁且效率较高的石油占18.6%，其中近57%需要从国外进口，从目前世界石油市场的供求状况和价格看，石油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难以大幅度提高。天然气占5%，而非化石能源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只有8%。
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将会限制可供选择的能源，影响能源服务和生产要素的价格、能源的供应与需求，以及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决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学者应用中国的MARKALMACRO模型进行模拟分析，当减排率为0%～45%时，实施减排约束当年的GDP损失率在0%～25%之间，碳减排率越高，对经济的冲击幅度越大，持续时间越长，且越早开始实施减排，GDP损失率越大；碳减排对GDP增长的影响在减排实施之后约10年发生，并逐渐增强一直延续到实施减排以后若干年；如果从2040年提早到2030年、2020年开始实施碳减排，GDP总损失率将分别增大0.58%～0.74%、1.00%～1.32%。可见，实施二氧化碳减排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根据对发达国家工业化历程的分析，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能源消费弹性会快速上升，在经历峰值后才会逐步下降。而中国目前正处在能源消费弹性快速上升的阶段，还没有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碳排放在今后一些年份还会继续上升。对于中国而言，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在现代化任务尚未完成、既缺资金又缺技术的情况下促使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这种转型尽管从长远来说是有利的，但在短期内必然会使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三）目前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措施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先后于1998年签署、2002年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需要像发达国家那样承担绝对减排的责任，但中国政府仍然主动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中国在制定气候变化战略时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之间的矛盾，对此，中国采用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碳强度）”的相对减排指标，实现低碳增长。
早在《京都议定书》之前，中国政府就把减排列为国家发展重要目标，1996年中国制定“九五”计划（1996—2000年）时，就提出了节能率平均每年为5%，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也包括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目标。中国也因此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一个提出节能减排目标的国家。由于“九五”时期中国大规模淘汰落后产能，且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增长放缓，到2000年中国实现了上述目标，实际节能率平均每年为6.1%，主要污染指标大幅度下降。因此，在2001年制定“十五”规划（2001—2005年）时，又列出节能和减少主要污染排放10%以上的目标。但到2005年，实际排放的绝对数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2007年，中国制定了官方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要在2010年以前把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以此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指标。尽管最后的结果是各省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9.1%），但在2010年最后考核期限到来之际，各地区为完成减排目标，纷纷采用了拉闸限电等极端措施，这也说明节能减排对中国来说绝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
2009年9月23日，胡锦涛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讲话，包含了四点强有力的行动计划：加强节能、提高能效，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承诺，将应对气候变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
为达到上述目标，中国政府出台多重保障措施。中国政府“十二五”期间计划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分别提高到47%和8%左右；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到2015年形成3亿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下降16%；积极发展低碳能源，到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达到11.4%；努力增加碳汇，新增森林面积125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66%，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控制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加强高排放产品节约与替代。
要达到中国政府承诺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的目标，必须严格执行相关节能减排措施，付出巨大的减排成本。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邹骥教授的研究，2020年碳强度降低40%，GDP将损失3384亿美元，年均损失0.64%；降低45%，GDP将损失5862亿美元，年均损失1.11%，这对中国来说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二、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处境和立场
全球气候变暖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外部性”问题：二氧化碳排放的收益（经济增长）归自己，排放的成本（气候变暖）由全世界分担，造成二氧化碳过度排放的“市场失灵”现象。按照经济学的解决方案，应该由政府进行干预，通过征税等方案，使排放主体的收益和成本相等，减少排放。但由于地球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政府，所以解决气候变暖这一国际性问题需要经过世界各国的谈判协商。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迅速，但温室气体排放量也随之增长，这使得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处于国际辩论的最前沿。斯特恩报告预测，在2030年之前，仅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就占增加的排放量的1/3还多。不得不承认，这种指责至少有一部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欧美等发达国家尽管对各自的减排责任和减排方式存在分歧，但在要求中国承担减排责任方面却达成一致意见，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要求中国承担减排责任，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
（一）国际气候谈判的历程
在全球气候变暖将要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前提下，世界各国都不愿否认自己的责任，因为这在道德上站不住脚，但同时都希望别人做出最大的让步，让自己损失最小。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NNFCCC）》诞生，1994年3月21日，公约在得到50个国家的批准后正式生效，目前缔约方已达到190多个。公约的缔约方自1995年起召开缔约方会议，以讨论和协调相关国际合作，主要是通过制定国际条约来要求各国减排。1997年，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里程碑式的《京都议定书》，它规定从2008—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在跨国范围内设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额度，它和市场交易机制的结合，成为《京都议定书》革命性的制度创新，开启了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时代。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协议正式生效。
《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各国成绩单如下：澳大利亚增加了28.8%（目标+8%），加拿大增长了21.7%（目标－6%），美国增加了14.4%（目标－7%），日本增加了5.3%（目标－6%），欧盟降低了2.2%（目标－8%）。即使是表现最好的德国和英国，距离自定的减排目标都有不小的差距。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大，碳排放总量也在逐年猛增。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报告，2011年全球碳排放达316亿吨，比上年增加10亿吨，创历史新高。
《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于2012年底到期，2013年之后第二承诺期内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以及2020年之后被称为“基础四国”的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四个发展中的大国是否应当承担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绝对减排义务的问题，成为谈判的焦点。目前，发达国家正式承诺按照《京都议定书》第二期减排目标执行的只有挪威、瑞士、欧盟和澳大利亚，而美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俄罗斯这些主要的发达国家都没有承诺第二期的减排目标。经过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和2010年坎昆会议的艰难谈判，在2011年德班会议上，各国同意2012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启动一项涵盖所有缔约国的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议的谈判（德班平台），并在2015年之前完成谈判，使协议于2020年之前生效。
（二）发达国家对中国减排的要求
鉴于发达国家多数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且目前人均碳排放仍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温室气体上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根本原则，认为发达国家应该率先采取行动，发挥领导者的角色，从当前高人均排放逐步下降。但对这一原则的理解，发展中国家强调的是“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看到的是“共同”的责任。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表现最极端，一直以中印等发展中大国没有承担量化减排义务为由拒绝承担减排责任。2007年后，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国由美国变为中国后，更是一谈及“气候”责任就要拉上中国。目前，对中国这个碳排放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一致要求中国承担强制减排责任。
美国是最富裕的国家，也是历史上累计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目前仍是人均碳排放最多的国家，无论从能力还是从道义上看，都应该承担最大的减排责任。《京都议定书》谈判之际，正值克林顿总统执政后期，在戈尔副总统等的推动下，尽管国会态度消极，美国政府仍然积极参与了京都谈判，但克林顿还没来得及将议定书提交给国会审议就已经到任了。随后上台的共和党总统布什不顾世界各国的反对，单方面放弃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表面的理由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没有承担量化减排责任，美国的减排没有意义，真实的理由则是其最大的支持者——能源企业不愿受到减排责任的束缚。美国的退出，在“议定书”精心设计的减排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巨大的缺口，随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这对国际温室气体的减排努力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受到了极大影响。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在气候政策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备受瞩目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一旦这项法案成为法律，美国将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并成为清洁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的世界领袖。这是奥巴马政府能源与气候新政推进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改变了美国在气候领域不合作的国际形象。随着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头号排放大国的趋势，加上中国在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中增长势头不减，各国开始把更多的减排期望和压力，投向了中国。
根据《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目前美国对温室气体减排主要有以下主张：
第一，在理念上，美国提出了“自下而上”的模式，希望在《京都议定书》以外建立由美国主导的新的应对模式。新模式主张利用市场机制减排、用科技减排，不能影响经济发展，要求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减排体系。美国的最新减排承诺是，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17%，在远期，美国承诺到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80%。
第二，美国提出“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谈判策略，将各国分为三种类型，同相关国家逐一进行谈判，希望具体落实各类国家不同的减排责任，以图打开僵局，把气候变化问题的领导权从欧洲人手中夺回来。目前美国已经按照这一原则和中国及其他国家展开谈判。
第三，利用“碳排放交易”机制压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实施强制减排。在法案中，美国规定自身完成减排任务可以利用10亿吨国际碳补偿贸易的市场空间，但如果一个国外企业要取得碳减排供应商的资格，该企业所在国家必须已经有强制性的排放额度目标，如果想以行业减排的方式来操作，也需要这个国家为该行业设置强制性的排放指标。不仅如此，美国还需要与该国签订协议之后，才能开始相关碳排放指标的交易。目前中国企业是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但从法案设置了一道极高的“门槛”来看，如果中国政府不采取行业限排等举措并与美国政府达成气候协议，中国企业将无法参与美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第四，利用“碳关税”强迫发展中国家减排。《法案》授权美国从2020年开始对未达到美国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以覆盖出口至美国的产品的碳含量。其理由是，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措施，那将使为此付出成本的美国制造商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因此美国将采用征收特别关税的方式来抵消这一成本。一旦碳关税征收，对中国的出口产品是严重的打击。
从实际情况来看，奥巴马在第一个任期内控制气候变暖努力的收效甚微：在美国国会试图通过“总量控制与交易法案”遭到失败，“碳排放交易”机制搁浅，而且奥巴马承诺“到2020年时在2005年的排放量基础上减排17%”也未得到国会的批准。奥巴马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最大成功当属与汽车工业共同制定了新的燃油效率标准。而根据国际能源局发布的2012年《世界能源展望》预计，通过对蕴含在地下数千米坚硬岩层中的“页岩油”和“页岩气”（也就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美国到2017年将超越沙特成为世界头号产油国，并在2035年实现能源自给自足，这是国际能源供需格局的一个巨大变化。美国以页岩气全面取代煤炭可能降低美国的碳排放，但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增加也可能进一步提高二氧化碳的排放。奥巴马称将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与国会合作，在不损害美国经济的前提下抑制气候变化，但他不会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忽视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所以美国的减排立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目前国际谈判的各方势力中，由于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所以欧盟一直居于气候谈判的主导地位。欧盟各国经济发达、环境状况良好、环保实力较强、清洁能源在能源构成中比例较大，并拥有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较充足的资金，加上欧盟独特的绿党政治，极力要求立即采取激进的减、限排温室气体措施，既可以回到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又可以通过技术转让获益，这使得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一直很积极。不过，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排放大国的减排行动一直让欧盟不甚满意，因此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待价而沽：欧盟承诺到2020年将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如果其他国家承担量化减排责任，欧盟还可以减排到30%，即便如此，这离发展中国家一直期待的40%的减排下限还有很大距离。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的东道国丹麦认为，需将现有的发展中国家再细分为发展中国家和最脆弱国家，最脆弱国家仍无约束性减排目标，但发展中国家将有强制性减排目标，而且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人均温室气体年排放量限制为1.44吨，而发达国家为2.67吨，大约两倍于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5月15日闭幕的德国波恩气候会议上，欧盟首席谈判代表麦兹格宣称：按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区分减排责任，已经无法反映当前各国的经济实情，应当采取更具活力的责任分担机制。其针对的就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
以往日本在气候谈判问题上一直很积极，已创出了“低碳社会”的成功模式，但其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2010年减排6%的目标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增加了8%。日本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减排25%，但国内产业界反对强烈，表明最多只能削减18%，加上政治原因，使其再三推迟《推动地球温暖化防止法案》在国会的审议，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推广也遭搁浅。更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在坎昆会议上以排放大国的美国和中国没有参加为由反对延长《京都议定书》，对承担减排责任态度消极。
欧盟和日本都要求中国承担碳减排责任，并对中国的减排步骤给出了建议。英国斯特恩爵士认为，中国内部差异极大，虽然中西部地区还处于落后状态，但沿海一些省市的人均排放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地区应该和欧洲一样承担量化减排义务，实施“区域减排”。日本人想出的办法是“行业减排”，从高碳排放行业开始减排，只要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减排下去，加到一起整个国家的总量减排就可以实现了。
从以上分析看，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减、限排温室气体义务方面，尤其是压制中国承担强制减排义务方面，立场是一致的。中国强调发达国家在国际减排中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但是近年来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在气候问题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也高涨起来。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尽管中国宣布了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的承诺，然而，发达国家还是拿出“到2050年比1990年减排80%”的方案，希望争取中国更大的让步。这是一个对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极其不公平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意味着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从2020年要减少45%的排放。但是，这个方案确实起到了迷惑多数国家的作用，将国际压力转移到中国。在近年的国际气候大会上，中国不但常成为发达国家指责的对象，同时也被一些发展中国家视为“不好的榜样”。
（三）“基础四国”和77国集团的立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两条核心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促进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的义务。根据这些原则，发展中国家为了谋求自身合理的发展，适度增排温室气体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减排义务应遵循分担原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区别政策。发展中国家需要同发达国家进行广泛的合作，通过技术转让和资金合作，来达到减排的目的。
总体上，发展中国家集团认为发达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承担历史和现实责任，应当率先采取减排行动；同时也反对在目前情况下由发展中国家承担减、限排温室气体义务，担心因此阻碍其自身的经济发展；要求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增强适应气候变暖的能力。但这个集团过于庞大，内部分歧在所难免。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排放趋同的过程中，即使短期内人均排放允许有商量地增长，仍难以满足实现工业化的发展需求，未来发展空间受到很大限制，这是不公平的。但从长期来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90亿，其中发展中国家就接近80亿，因此发展中国家也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地球变暖问题无法解决。
“基础国家”中的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人口较多，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成为碳排放增长大国，发达国家要求这些国家承担强制减排温室气体义务，而基础四国担心减排承诺对发展的约束，要求延续《京都议定书》中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的内容，不同意做出具有刚性约束的绝对减排承诺。基础国家都以相对减排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以2005年为基年，到2020年，中国承诺碳强度下降40%～45%；印度承诺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20%～25%；巴西承诺比“照常排放”情境下降36%～38%，南非承诺“比正常发展情况”下降34%。在坚持人均排放和按照历史排放核算排放量方面，印度和中国高度一致。
在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之前的谈判过程中，“77国集团加中国”一直注意协调立场，在重大问题上团结一致，基本保证了《公约》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凸显，气候谈判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分歧也会日益严重，促使谈判格局改变，影响谈判的结果。海岸带国家和小岛国，如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南太平洋上的图瓦卢、太平洋中部的基里巴斯等，以及印尼等受天气极端异常现象影响较大的国家，通常持积极促进国际气候谈判的态度，很多问题同欧盟保持一致，要求采取严格的保护全球气候的行动；石油输出国担心温室气体减排会减少其石油出口，进而影响其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采取的应付气候变化政策和措施十分关心，极力争取发达国家对其经济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拉美国家希望在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过程中利用其森林等资源优势获得利益，在不少方面同美国想法相同。
总体来说，发展中国家都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减排义务，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义务，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要求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承担减排责任。
（四）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始谈判时，中国在国际上还是一个小角色，中国的碳排放量不大，主要问题是发展经济。在1997年制定《京都议定书》时，中国为抵御亚洲金融危机而加大投资，中国的碳排放量也依然不高，占当时世界排放量的12.8%，发达国家没有要求中国承担量化减排责任，中国也没有成为气候谈判中的重要力量。但从1997—2007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碳排放量占世界的比重迅速上升，成为世界上第一的碳排放大国。2007年，中国在印尼巴厘岛谈判中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一直被欧美主导的气候大会开始受到中国的挑战。
中国一直把自己视为发展中国家，从各项发展指标来看，中国也毫无疑问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认为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支持的“巴厘岛路线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石，理由有三：第一，现有的温室气体主要是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多年的历史排放积累下来的，它们应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第二，中国现在还在发展过程之中，很多排放是必不可少的生存排放，而且人均排放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第三，目前记到中国名下的排放，很大部分来自跨国公司在华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商品的生产，这实际上属于发达国家排放向中国的转移。为此，发达国家到2020年应至少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0%，同时把GDP的1%用于扶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事宜。
表3-1是中国对温室气体减排逐步形成的主张，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坚持的立场是：一直强调“以人均排放量”计算碳排放权；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温室气体；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支持“碳排放交易”等灵活履约机制；支持其他形式的国际气候合作机制，近年来也开始考虑承担量化减排承诺。
表3-1中国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主要主张和提出的年份
1 强调以人均排放量为基准 1991年提出，一直是中国坚持的谈判原则
2 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 1999年提出，一直是中国坚持的谈判原则
3 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 1991年提出，2005年进行修正：在技术上，转向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技术合作和建立兼顾市场规律和保护全球气候大局的技术推广机制；在资金上，转向强调探讨扩大融资规模的新途径
4 支持灵活履约机制 2001年开始支持“碳排放交易”等灵活履约机制
5 支持除《公约》以外的国际气候合作行动 2001年支持
6 承诺量化减排责任 2007年同意未来以“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方式采取减缓行动；2011年表示在具体明确条件下，愿意接受2020年后的量化减排责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尽管中国承诺了单位GDP能耗下降的相对减排目标，但中国没有直接控制排放总量上升速度的措施，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对于中国降低绝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实际压力却越来越大。在面对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要求减排的两种压力夹击之下，中国除了小心翼翼地维持一个动态平衡之外，更重要的是转换观念和思路，主动出击，把困难和压力转化为新的发展机遇。因为在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减排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其实是所有国家都绕不开的一个关口，如果中国能够早日打通这个关口，也就找到了未来制胜的钥匙，同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