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最后，他在文中提出：“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这是曾国藩文风的一种体现，更是政治权利上的立足点，文而不饰，经世济用。
就情况而论，曾国藩上奏谏言是有其内外部原因的。就内部原因而论，当时的湘派儒臣以曾国藩为中心，开始一步步地渗透到中央朝廷大员之中。他们以曾国藩为支点，不断地扩大势力，并渴望获得朝廷的重用。于是，有先见之明的湘派官员要求曾国藩，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并提出“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进而现实湘派官僚的气魄。此时，咸丰帝新立，湘派官僚自然要求曾国藩好好表现一把，才有了后来曾国藩上奏三道奏疏的事情。
就外部情况而论，当时的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大有星星燎原之势，晚清政府出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为国家排忧解难，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朝廷重臣，曾国藩义不容辞地上奏了三道奏疏，并针对军队，财政进行了分析，提出国家振兴方案。第三道奏疏是针对皇帝的品行而论的，但依然落在国家命运上，即围绕着“广西一事”大发议论。
咸丰帝一上台，便产生虚怀若谷之心，要求朝野上下尽数上疏，以纳诤言。几个月时间里，成千上百份奏疏如雪片般飞上辰案，形式几乎千篇一律，即称赞当下朝廷之英武，皇上之圣明，国家之光明，云云。当咸丰帝看到曾国藩的奏案时，突觉心神俱恸，忍不住大发雷霆，愤怒地将奏疏掷于地上，欲以军机大臣以罪之。此时，闻讯赶来的朝廷重臣祁寯藻、季芝昌俩人惶恐失神，竭力为曾国藩辩解。尤其是季芝昌，曾是曾国藩京考时的方考官，他认为曾国藩是大才，朝廷亟需之。于是，他几次在皇帝面前称曾国藩“素来愚直”。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折衷，咸丰帝动了恻隐之心，解除了一军机大臣加罪与之的念头。最后，咸丰帝一反常态，认为忠言逆耳，转而“优诏褒答”，卿许一道诏书，称“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对曾国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