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被同僚冯卓怀（字树堂）的激励。倭仁的影响和作用让曾国藩下决心苦心治学，并形成一套倭仁系统之上的方法；而冯卓怀，则激励曾国藩，俩人一起制定治学规则，并同时写日记，互相监督，互相省察。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二月初七自订“十二课程”，并在日记中戒勉：“自十月朔立志自新以来，两月余渐渐疏散，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树堂于昨初一重立功课，新换一个人，何遂甘堕落耶？从此谨立课程，新换为人，勿为禽兽。”
每日修行实属不易，到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正月间，其身体欠安，常常头晕目眩，口耳不明，身心憔悴，精神恍惚，甚至出现口吐鲜血的事情。因此，苦研潜心的劲头自然大大缩水。到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春，曾国藩的自省体察之务不能坚持，到这年夏间，其生活恢复了常规，但自勤自勉地日记时时笔耕，不曾断绝。
自此之后，曾国藩人生中便有了写日记的习惯，为他的学术和思想进步带来巨大益处，并让后人了解他的言行、治学、思想和官道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自第一次“检身”日记的结束，到第二次的开始，前后经历了八年时间，即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开始。此时，曾国藩的治学方法与倭仁的模板已打不相同，显示出一种更自由，更庞杂，更有路径的倾向。其主要落脚点是“静”、“动”、“绵绵”和“穆穆”等问题上，即曾国藩日记的核心修养上，分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八项。
曾国藩摈弃了倭仁的一套学习宗旨，却未放弃对“入圣”的追求。他将王道与修养结合一起，并作外表与内心的联系。“圣”即是一种内心修养的境界，“王”即是一种外在的表现，与曾国藩研习程氏宗派和朱熹的学术之上的曾氏理论一脉相承：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曾国藩是一位极为高明的学术家，甚至是标准的治学风格，使他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却能创造自己的一片天地，为以后的治学、做官，甚至是打仗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