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撤工作组我不赞成”
1984
[1]
年，邓小平说过，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1966年5月是个不寻常的月份。全国各地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古老的北京，更显得黑云压城城欲摧。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分别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根据林彪的指控，诬陷他们4人为“反党集团”，停止、撤销了彭、罗、陆、杨的领导职务。
会议期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认为，已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必须批判、清洗这些人。林彪则于5月18日作了杀气腾腾大讲政变历史的讲话。会议决定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１］《邓小平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０９年８月，第１００页。
长，康生为顾问，姚文元等为委员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实权相当大，实际上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成员虽几经变动，但它却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指挥部。
面对危机四伏的紧张局面，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邓小平心急如焚。特别是6月伊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后，许多学校很快掀起揪斗学校校长、教师的“斗黑帮”恶浪，而且势头不减，大有堤毁人亡之势。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
关部门开会研究运动问
题，决定由陈伯达率工
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
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
大学。周恩来将会议决
定电话报告在杭州的毛
泽东，并取得同意。30
日，刘少奇、周恩来、
邓小平三人联名向毛泽
东正式发电报进行请
示，毛泽东当夜批示：
“同意这样做”。
正当中央一线领导
忙于部署领导运动事宜
时，形势发生了突然变
化。6月1日，毛泽东
作出支持聂元梓大字报
的批示，指示新华社全
图为“文革”时期的大字报
文播发，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并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这篇社论是由陈伯达主持连夜起草的，发表前没有报告中央。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一天之内，风云突变，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甚感惊愕。此后几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大量煽动性的社论、报道和文章，形势急转直下，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刘少奇于6月3日紧急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局势。在大部分人一致的认识下，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污蔑人等八条规定；决定派出工作组以控制首都大专院校近于瘫痪的局面；并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的快。邓小平在会上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快，开个十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
会后，北京市委根据会议精神，向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由于有人背后支持造反运动，工作组进校后，不但未能阻止混乱的发展，事态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频繁开会，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毛泽东不在北京，许多重大政策定不下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于6月9日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10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两次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会上漫谈，议论内容涉及“文革”的方方面面。会上谈到运动可能要进行半年时间，但并未对当前运动应该怎样进行提出具体意见。关于派工作组问题，毛泽东只是在议论中表示：派工作组太快了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041
从杭州回京后，由于周恩来要出国访问，指导运动的责任落在刘少奇、邓小平身上。从6月4日起，北京新市委仿效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经验，向部分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
刘少奇和邓小平想通过派工作组进校，达到保持党对运动领导的目的，同时制止混乱恢复秩序。他们对工作组的工作既支持又关心，还分别直接接见工作组人员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
邓小平在6月4日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在谈话中，针对学生批判老师“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问题，邓小平说：“如果（老师）真有学问，还要团结他们。女附中数学、物理都不错。好的学校热火朝天，名气大，有一套。如果没有好教师，也就教不出好学生。要善于分析。
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人没有？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帮，有些不是黑帮。讲错了话都是坏人，那就没有好人了。材料不够，不要轻易开斗争会。不要搞变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有些搞错了，将来赔礼都赔不完。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党的）总支中总有些好的嘛，校长、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把党都搞垮了怎么行？把团搞垮了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嘛。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
详细抄录这篇讲话，是为了说明两点。一是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思想上和原则上都不认同“造反”的理论；二是可以看出，到了这时，他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意图依然毫无意会，更不要说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紧跟。作为中央一线领导人，他和刘少奇一样，于不自觉之间，在运动的问题上，已经落伍，已经跟不上，已经远远脱离毛泽东的步伐了。
6月14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此后，他们多次开会听取运动情况汇报和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6月21日，刘、邓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就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提出意见。会议精神贯彻下去后，学校和社会上的混乱状况有所好转，无政府主义现象得到遏制。6月28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定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如其来的运动狂潮，刘少奇、邓小平的做法，是他们所应该作出的正常的决定，也是正确的决定。他们和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希望学校恢复正常，希望学生回去上课，希望首都恢复平静。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做法，从根本上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
而且在暗处，中央文革一班人马，正在鼓足了劲头，精神抖擞地策动和支持学生的造反行动。对于江青等人来说，只有动乱的局面，才是他们显示身手的大好舞台。
这场“文革”运动，从根本上来讲，是自上而下的和人为发动的，加之林彪、江青等“文革”势力利用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和天真幼稚，大肆挑动和蛊惑，因此，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校以后，不但没能扭转混乱的局面，反而从一开始便遭到部分“革命群众”的激烈反对甚至轰赶。
由于对工作组进校的态度不同，各院校群众组织迅速分成“保守派”
和“造反派”两大基本阵营。这种局面的形成，实际代表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线中央负责人，与以林彪、江青等为首的“文革”势力之间的对立的形成。
7月份，因事态紧急，中央于13、19、22日连续三次开会讨论工作组问题。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说工作组压制民主，给群众泼冷水，要求撤出工作组。刘少奇愤而驳斥，并与康生发生争执。素以沉稳著称的邓小平忍无可忍，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陈伯达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你们到前边试试！”并明确表态：“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在会议上，中央一线领导和中央文革，从思想到言词均已针锋相对，斗争已趋白热化。
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043
校领导、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斗争更趋激烈，派性和派别组织由此产生。
各大中学校均已停课，大小辩论会昼夜不断。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也被迫到学校与学生对话进行说服。记得有一次，邓小平到一个大学参加辩论会，回答学生质问，在场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操场上人群拥挤，口号震天，群情激昂。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陈伯达那没人听得懂的福建话和王力的从旁翻译，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线中央领导的那些说明和劝说，则显得那样的无奈和无力。这些参加了一辈子人民革命的老革命家，面对这样一种扭曲变形了的群众“革命造反”场面，彻底地茫然了。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是造反运动的支持者。在北京“天下大乱”的时候，他在杭州，在波光粼粼的西子湖畔，发表了与北京的一线领导截然不同的观点。6月21日，他说，文化革命是一个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他说，现在不派工作组去学校，让他们大乱一场。7月8日，他给江青写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
这是自运动以来，毛泽东发出的又一次“战斗”号令。
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豪迈从容地畅游长江后，回到了北京。
从第二天开始至23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汇报会”。会上仍是分歧很大，中央文革小组猛烈攻击中央一线领导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了意见。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明确指示立即撤出工作组。
毛泽东为工作组定了性，派工作组的刘少奇、邓小平，在此问题上，
自然而然地“犯了错误”。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查性的讲话。邓小平说：“必须说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有的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周恩来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嘛。”
刘少奇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其他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讲话，是检查，是承担，更是肺腑之言。
二、毛泽东保住了处理的底线
由于“文革”是以“天下大乱”的方式去夺取社会权力和触及“人的灵魂”的“政治大革命”和“灵魂深处闹革命”，这一些势必引起许多人的怀疑、抵制和反对。为了深入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了彻底摧毁“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必须借助和倚重林彪、江青等党内极端势力，所以，对于林彪和“中央文革”坚决打倒邓小平的企图，倚重和信任他们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迁就。考察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给江青的那封意义深长的信，提到了他“违心地同意别人”，“我只好上梁山了”，“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等等一类的言语，其实也为我们理解毛泽东对党内极端势力不得不有所迁就的心情，提供了一个思路。这些“考虑”体现在毛泽东的一系列关注和保护邓小平的举动上，包括他对邓小平在人身上的保护和在政治上的保留。
根据毛毛在她的书中披露，1967年5月，毛泽东约邓小平谈话，主要是问他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一段历史情况，并批判了他派工作组的错误。毛泽东态度缓和，批评得并不严厉，并且［１］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１～２７页。
以后有事情，可以找汪东兴。毛泽东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当然知道林彪、江青等党内极端势力要极力置邓小平于死地，所以，“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便有深刻的含义。邓小平虽遭批判，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而且未受到人身迫害和摧残。邓小平躲过了厄运显然与毛进行了干预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有关。数年之后，邓小平本人也承认：“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毛泽东不但在人身上保护了邓小平，而且在政治上为重新起用邓也埋下了“伏笔”。1967年春，戚本禹发表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对其批判时，毛泽东向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在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时说：“我的意见还是要把他（指邓小平）同刘区别一下。”在1968年九大召开前的视察途中谈到邓小平时说：
“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是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1969年3月23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九大报告上只写我与刘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陈伯达也曾回忆说：“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九大选举前夕，毛泽东谈过邓小平的问题，他意在言外地表示，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这些谈话，在将刘少奇定性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和九大前夕，毛泽东这些谈话，显然是有的放矢的。把刘、邓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它是对刘、邓个人生死前途、政治命运的不同决定，在深层次上为重新起用邓小平准备了最必要的条件。
［１］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月，第３８～３９页。
除了把刘、邓进行意味深长地分开外，毛泽东还“反潮流”的保留住邓小平的党籍，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用近乎协商的语言“替他说一点话”，要求给邓小平“做点工作”，哪怕是“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并且“不合你们的口味”地不同意“大家要开除他”
的意见，在1968年，毛泽东用这种口气与语言在中央正式会议上为邓小平说话，真切地反映出毛泽东的确不想根本打倒邓小平，的确是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然而又不得不顾及到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
所以，他坚持最后的底线，保留住邓小平的党籍。
毛毛在书中写道：“九大的召开，父亲是从报纸上和新闻中知道的。
虽然他再一次被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却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经验，他深知这一处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奥。应该说，只要没有开除党籍，就留有余地，就存在一线生机。”邓小平作为几乎搞了一辈子党务工作的老党员，自然对保留党籍的玄机有着远比一般人深刻的理解，毛毛的这句感叹更为我们理解和感悟当时的政治“玄奥”，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再联想到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一再要求“留在党内”，而毛泽东为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一再亲自出面干预，对于我们了解这一具有特别意义的“玄机”提供了启发。这个“玄机”为邓小平的复出预留了空间，当然，由于党内情况的复杂性，邓的复出还需要时机和邓个人的努力。
历史有幸，在时机成熟的“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努力下，1973年，邓小平终于第二次复出。
三、在江西的日子
1969年10月，一架专门押送卓琳、邓小平及其继母的飞机腾空而起，直达南昌。就在飞机到达南昌之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电话打到江西省军区，在电话中，周恩来要求省军区一定要保证邓小平的身［１］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７月，第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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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和人身安全。飞机降落在南昌后，他被带到了一个招待所，几天后，他们被送到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一住就是三年。
“步校在‘文革’中早已解散，偌大的校园空无人用，十分冷落。
原来的校舍、课堂都已残损不全，风雨来时，常可听到门窗撞击的响声。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远远望去，空旷的校园内只有小丘顶上老人居住的小楼灯光闪烁。”
每天早上，邓小平和妻子由人持枪押送到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参加劳动。在那里，他又重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钳工的旧业，一丝不苟地工作。对他来说，到工厂劳动是长期与世隔绝后得到与外界与群众接触的极好机会。开始时，厂里的工人怀着好奇的心情观察这个“全国第二号走资派”，时间久了，工人们被他的劳动态度、为人处世感动了，渐渐消除了与他的隔阂，同他的情谊开始密切起来。在劳动中，在生活上，邓小平经常得到工友的帮助。从步校到工厂有一段路十分泥泞，一次邓小平在上班的路上滑倒了，工人们知道后立即悄悄连夜把那段路修好了。
上午在工厂劳动半天，下午在步校的校园里，在用冬青和竹篱围成的空地边拓出一片菜地，种上白菜、胡豆、辣椒、丝瓜等各色菜蔬。邓小平每日总要抓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淋漓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果实，在砂石地上开出的菜园竟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老人还在小院里养了几只鸡，每当散步时，小鸡常常结队而行，跟在人后咕咕作声，小院里充满了盎然的生活气息。
那时，邓小平已65岁，但在小院的3个人中他却是壮劳力，所以那些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工作自然由他来做。邓朴方被批准到江西与他们同住之后，给儿子擦澡翻身之类的重活也落到了他的肩上。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吃过晚饭，三位老人便围坐一起听新闻广播。
然后邓小平夫妇俩就抓紧时间读书看报，在那些日子里，他们除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外，还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它书籍，在读书048
［１］邓榕：《在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０９年８月，第１０３页。
小平小道位于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名为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是邓小平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劳动和生活的地方中，他们抚古思今，收益匪浅。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一处可以安心读书的世外桃源，很不容易呀!
邓榕对邓小平在江西的工作、生活是这样看的：“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对待个人命运，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在江西的那段日子里，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的确，正是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才能使得他在一次次打击面前毫不动摇，巍然屹立。
诚然，在江西的日子里大多数心情比较沉重，但是也有心情激动，精神振奋的时候，1971年11月5日，在拖拉机厂--邓小平自被打倒以来，享受了第一次“政治待遇”和工人一起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当然，他已经猜到可能出了什么事。因为1971年10月1日的国庆活动，身为副统帅的林彪竟没有参加，而且林彪的名字已好几个星期没在报上出［１］邓榕：《在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０９年８月，第１０７页。
现了。中午时分，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和卓琳在监视人的看护下回来了，卓琳把女儿拉到厨房，在女儿手心写了四个字“林彪死了”，看守人走了之后，全家人才聚到一起，听卓琳讲文件的内容，当时邓小平相当兴奋和激动。他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林彪的死在“文革”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件，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邓小平的政治命运，他立即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
林彪垮台后，他在江西的党羽也被撤换了。从此之后，邓小平一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好转了，不久，邓小平和妻子被安排到江西的井冈山等地参观考查，他的老秘书王瑞林也获准前往，这是政治形势变化的新标志。果然，不久他就接到了要他们回京的通知，这样他们全家一起踏上北上的列车，回到了阔别三年之久的首都北京。
四、“我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
在1973年4月12日招待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席上，人们重新看到了党的前总书记邓小平，当他再度出现在中共中央的高级外事活动中的时候，一度曾与他共过事的人不由得投去了惊异的目光。
这位矮小的老人穿着褐色的毛式制服，显然有些不太合身--几年的下放劳动使他明显地消瘦了下去，他的步伐也已经不如原来那般敏捷，但他始终面带微笑，眼睛里流露出乐观自信的神情，就像指挥千军万马，挺进大别山时一样，他顽强地走过了艰难困苦，走过了春夏秋冬，在冰雪消融之后，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个春天。
今天，邓小平是以周恩来的副手--副总理身份坐在贵宾席上的。
林彪事件后，年迈的毛泽东主席已经开始认识到，由于近几年极“左”路线的推行，建国初期那种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已经成了美好的回忆，建设的任务依然沉重地压在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的心头。
邓小平以他特有的坚定沉着，灵活多变地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
工作中他始终坚持着一条宗旨：只要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那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一务实的工作作风被誉为“绵里藏针”。
然而，“四人帮”却对邓小平的复出没有半点喜色，甚至是仇恨和恐惧。他们知道，无论从资历，声望和才干来说，他们都无法与邓小平相比。因此，几乎从一开始，他们便把他当成了最危险的“敌人”。
关于“四人帮”等“文革”分子对于他复出的反响，邓小平并非完全没有料到，他心里很清楚“四人帮”的篡权野心，中国的命运不能掌握在少数野心家的手里，对于和“四人帮”的斗争，关系到我们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虽然自己刚刚回到中央不久，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如何不能再姑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邓小平是以一种大无畏的气概重返政治舞台的，一次，他说出了内心的苦衷：“我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辫子抓在人家手里呢，随时有被打倒的危险，为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人民也从邓小平敢作敢为，力挽狂澜的作风中看到了希望，都把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身上。
事实上，尽管毛泽东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靠近“左”派，但由于种种考虑，他还是谴责了他们的分裂阴谋。1974年7月份，毛泽东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第二年5月，他又更尖锐地警告江青，“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为什么还在搞呢？”
1975年初，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开幕，这次大会，取消了设国家主席的规定，在宪法第十五章里又确定党的主席对军事力量拥有命令权。
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最大成绩，是通过了他们未来的经济计划：第一步，用15年，即1980年之前，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
［１］张世明、郑晓国、相三栓著：《邓小平珍闻录》，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月，第１１８页。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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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0年，中国要在经济上进入世界先进之列。这个计划预见到了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后来简称的“四个现代化”。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身边需要一批既熟悉专业知识又能干的人。
当时已经确诊，周恩来总理--这位无论在革命时期或是建设时期都为新中国而鞠躬尽瘁的人，不幸患了绝症，毛泽东权衡再三，终于召回了他的老下级，他说：邓小平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战场上立过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战士，另外，他还懂得经济和军事。”
毛泽东并没有看错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邓小平精力旺盛，敢作敢当，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妥善处理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在接见外国客人时，他以机智幽默、实事求是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客人的赞誉。他所取得的卓越成果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挫败“四人帮”组阁阴谋的斗争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
已经八年，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意见。
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在10月4日圈阅下发的。毛泽东在圈阅这个报告的同一天，还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在被错误地打倒后，已于1973年2月从下放的江西新建回到北京，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4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被外电称作“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筹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的建议，进一步表明对邓小平的高度倚重。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这个经过毛泽东深思熟虑的提议更有特殊意义，实际是考虑由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
就在酝酿四届全国人大“组阁”名单的过程中，发生了江青挑起的“风庆轮事件”。10月14日，江青从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刊物上看到有关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
货轮“风庆”号试航成功的报道。
这是10月12日由姚文元批交新华社刊登的文章，意在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江青立刻写下大段批语，攻击国务院、交通部购买一批外轮增强运输力量的决定，是“崇洋迷外”、“洋奴思想”、“爬行主义”，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要求抓住“风庆轮事件”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图为林彪武装政变计划失败后，1971年9月13日，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彻底检查整顿”。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突然拿出她写了批注的关于“风庆”轮的传阅材料，强迫与会者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卖国主义路线”表态。江青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邓小平回答：“这是强加于人，我要调查!”张春桥站起来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愤然离开会场，以示抗议。会议无果而散。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由王洪文第二天到长沙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
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抵长沙。他对毛泽东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还说：“这些人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与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目的是想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并把周恩来撇在一边，由他们出来组阁。
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碰了壁的王洪文当晚返回北京。
10月20日，毛泽东又派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并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毛泽东还要人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四届全国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进一步确定由周恩来、邓小平分别担任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及总参谋长三个职务，使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未能得逞。
虽然王洪文的长沙之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江青等人仍然不肯罢休。11月间，江青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她对党政领导人事安排的意见。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工作。”第二天，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道：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江青还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提名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还托人转告周恩来：在已经拟定的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确定。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抵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到长沙后，周恩来、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从23日到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多次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他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
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他说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高度评价邓小平，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还提议，在将要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临别时，王洪文又提出江青的任职问题，毛泽东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两本。我也是啊。”
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等人，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重新对邓小平委以重任，挫败了江青的“组阁”阴谋，保证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顺利召开。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8日至10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准备工作。最令党内绝大多数同志感到欣慰和振奋的是，这次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会议期间，毛泽东再次强调：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的议程是：修改宪法，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机关领导成员。朱德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下起草。1974年11月，邓小平谈到起草工作时强调：“文字力求简洁，整个报告最后要落实到团结起来，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上。”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12月17日，邓小平同毛泽东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
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他还谈到，现在下边感到乱哄哄的，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他认为：
“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
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对今后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对当前问题症结的认识，表明对他的支持。这为政府工作报告定下了基调。
按照这种思想指导，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总结三届全国人大以来的政府工作时，虽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但是，在今后的任务中比较突出地提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目标。报告重新明确了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
的宏伟目标，讲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设想的蓝图：“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报告指出：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报告提出：“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报告号召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四届全国人大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力图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大会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
大会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和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宪法在确定国家与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方面，继承了1954年宪法关于国家性质、政权组织形式等的基本规定和基本原则。
如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
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等等。但是，由于1975年宪法是在很不正常的条件下制定的，因此，在指导思想和一些具体规定上加进了许多错误的、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原则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宪法的指导思想，完全肯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宪法还把事实上只能造成社会混乱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当作“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规定人民群众有运用“四大”的权利。在国家机构方面，新宪法对1954年宪法作了若干修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于取消了1954年宪法中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款，又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关于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检察机关，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检察机关被砸烂的事实。1975年宪法虽然保留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性质，但对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大革命”却从理论到实践给予了全盘肯定，这是非常错误的。
大会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等12人为副总理。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虽然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批林批孔”运动的前提下召开的，但是大会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为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九年后，为使国家政治生活逐步转入正常轨道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使身处反复动乱中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又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
六、全面整顿铁路为先
和“四人帮”进行的这一场斗争，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以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胜利而暂时告一段落。虽然这场斗争还远未结束，虽然以后的斗争还将更加复杂和激烈，但是，这一个暂时的胜利，为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大刀阔斧地继续开展全面整顿。“文革”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要扭转局势，就必须全面地进行整顿，彻底地进行整顿。
国民经济积累下来的问题千头万绪，症结太多。而在众多严重问题中，铁路问题尤为突出。当年，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枢纽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了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大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干线的运输，严重危及工业生产，甚至影响了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
邓小平要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首先必须对经济运行的大动脉--铁路系统进行整顿。邓小平说干就干，雷厉风行，毫不拖延。
2月中旬，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邓小平一边走进会议室，一边愤慨地谈到，目前铁路问题太严重，不抓不行了。在会上讨论了这一问题后，邓小平拍板，立即对铁路问题进行整顿。之后，邓小平找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铁道部长万里等，专门研究整顿铁路的具体问题。
2月25日至3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会议的题目，就是解决铁路运输问题。
1975年4月，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矛盾”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医院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在内部挂起来，分别由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自行撤销。根据中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三百多人被释放出来，安置、看病、补发工资，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5月17日，毛泽东分别对老红军贺诚和傅连璋作了批示。在由邓小平转呈的贺诚女儿的来信上，毛泽东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于傅连璋，毛泽东则批示道：“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
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乎哀哉！”贺诚、傅连璋二人皆为老资格的革命者，均为治病救人的红军医生，在他们的一生中，不知救治了多少革命战友，而自己却在和平时期为恶人所冤所害，岂不让人痛心疾首。毛泽东这两个批示，等于再次肯定了周恩来、邓小平解放干部的工作，为进一步推动落实政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一次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的重大行动，虽然很不彻底，但毕竟解放了一大批干部，使形势向着进一步有利的方向，迈进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在致力于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的同时，邓小平在文化、教育、钢铁、国防工业、军队等各个领域，大刀阔斧地推进全面整顿工作。
继铁路系统进行的整顿，邓小平又大力抓紧在钢铁生产领域进行整顿。4月份的时候，在听到钢铁生产存在的严重问题时，邓小平气愤地说：“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是破坏，现在到了下决心解决钢铁问题的时候了。”他提出，要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中央把十七个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十一个大型钢铁企业负责人，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决心下大力气进行整顿，解决钢铁工业存在的严重问题，叶剑英、李先念、谷牧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于5月21日在国务院会议上就钢铁工业整顿发表了重要意见，29日到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用他那一贯简要明确的作风，两句开场白后，便单刀直入地讲道：“当前，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他所讲的四个问题：
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他说：“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软的。”“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散，与闹派性有关。现在，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他说：“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
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讲到这一问题时，邓小平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说：“‘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
有的人把党的事业闹得乌天黑地，你还等他觉悟，你能等得及吗？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20世纪70年代的邓小平在恢复工作后，对铁路系统进行全面整顿，为今天铁路的发展画上美好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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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反对。’‘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我们要相信群众，拿中央文件跟群众直接见面，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婆姨娃娃都知道，把广大群众同派性作斗争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他讲到对派性要坚决斗争，但也讲到斗争的复杂性。他说：“当然，并不是说没有人反对。今年3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
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他讲道：“从解决铁路问题、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
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他说：“上面几件事情认真做好以后，紧接着就要发动群众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这也是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出了不少问题。”“有的工厂纪律很松弛，职工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制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要讲清楚，对这些现象，过去的还可以原谅，现在就不许可再存在了。”“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邓小平讲话的开场白是简明扼要的，结束语也是简明扼要的。最后，他讲：总之，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看，抓住以上这四条最重要。”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口号“以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以“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安定团结”
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为武器，对“四人帮”展开坚决的斗争。
邓小平的讲话，通篇不到三千字，却观点明确，态度明确，措施明确。
此次会后，中央调整了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发出了题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的中央第十三号文件，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钢铁工业领导小组。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形势即开始好转。
6月份欠产严重的几个大钢厂的生产状况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变，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到了6月底，冶金工业整顿初见成效。
军工企业，自3月起已按中央九号文件开始整顿。像其他部门一样，军工企业中最严重的问题也是派性和造反派头头当权的问题。国防工办采取了“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各主要企业的造反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让有专业技术的和有管理经验的人抓生产抓工作，使生产形势发生了变化。4月，邓小平主持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强调要缩短战线，精简型号，加强集中统一管理，狠抓科研。5月，中央军委召开军委常务会议，讨论了国防科委关于战略导弹研制工作安排的请示，明确要求首先抓洲际导弹的研制。7月20日到8月4日，中央再次召开国防工业会议，研究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到会讲了话。8月3日邓小平的讲话，主要三条，按照他的原话，就是“还是些老话”。所谓“老话”，也就是在整个整顿的过程中中央所一再强调的内容。这次讲的是三条：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二、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三、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李先念在讲话中也强调，要建立企业的责任制和正常生产秩序。这次会议后，经过努力，军工企业的混乱状态进一步得到纠正，生产情况全面好转。
在对铁路、钢铁、军工等部门和企业进行整顿的同时，国务院于6月16日至8月11日，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吴桂贤、王震、谷牧、孙健等国务院副总理，以及有关部门和各经济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的议题是明确经济发展方针，研究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其间国务院六次开会，听取会议汇报。此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了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进行全面整顿，并明确了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
经过几个月坚决果断的整顿，1975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10月份，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
报告指出：“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全国工063
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三，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仅仅经过半年的整顿和努力工作，“文革”以来全面混乱和工业发展停顿的状况得到了扭转，工业生产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
这说明，“文革”所造成的生产下降、国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困难的状况，不是不可以纠正，不是不可以改变。只要下决心去整顿，只要下大力气去整顿，混乱和无序的状况完全可以得到纠正，经济秩序完全可以恢复，人民的生活完全可以得到改善。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发生“文革”动乱，如果全国上下一致全心全意地实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那么，用九年的时间，我们的国家完全可以发展到一个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程度，人民生活也会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九年以前，我们的邻国日本，经济基础和实力并不比我国领先多少。九年之中，我们在大闹“革命”大动乱，日本则在大力发展经济和高科技。九年的时间过去了，日本发展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而我们，却还在为扭转社会经济的全面混乱而费尽苦心。“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已经耗费了我们整整九年的时间。整整九年啊，这个时间，实在太长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仿佛是九年一梦。一梦醒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生产力迅速提高，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就是原来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获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进步。
七、政治生涯再次跌入低谷
1975年10月，整顿形成全方位的发展态势。邓小平进行整顿，本来是按照毛泽东说的“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文艺要调整”等指示办的，有些领域的整顿，如文艺调整，还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批示下启动的。但是，整顿的深入，不能不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政策，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这种深刻的矛盾终于在1975年11月爆发了。
1975年全面整顿的成效是明显的。整顿开始后，一些地区武斗逐步减少，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实现了周恩来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长期依靠租用外轮的被动局面的夙愿。
整顿的成效和形势的好转，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看到了希望。当年9月20日，患癌症已到晚期的周恩来在手术前对邓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整顿进一步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觉醒。对“文化大革命”抱怀疑态度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国家命运与自己肩负的责任联系起来。
整顿中，不仅出现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的大字报、诗人郭小川的万言书，还在8月出现了来自四川雅安地区一位“小人物”的《献国策》。
这份《献国策》出自一位叫李天德的知识分子。李天德1956年考入重庆大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期间，又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骨干”，被捕入狱，判处五年徒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再次受到冲击，1967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六年徒刑。1975年5月，他用22页方格稿纸写下《献国策》一文，表述自己“担负国家之重任”
的想法。8月，他卖去蚊帐、箱子和铝锅，凑足路费前往北京。到京后，他给中共中央、朱德委员长各寄出一份《献国策》，又闯新华门想见邓小平面呈《献国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
就在这时，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也出现了具有相当冲击力的上书。这是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人联名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信的内容都是反映迟群在清华大学的问题。
这两封信，都是经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刘冰等人为什么要给毛主席写信呢？因为，当时清华大学的负责人迟群和谢静宜干了不少坏事［１］《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低谷》，《百年潮》２００４年第１期，作者：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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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这两个人是作为解放军某部军宣队的负责人进驻清华大学的。他们做了一些工作，也干了不少坏事。特别是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充当江青的特使奔走四方。他们还掌握“梁效”班子，大写黑文，影响恶劣。迟群原是解放军某部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是个机要员，小人得志，十分猖狂。迟群自以为有功于“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上不当副总理，也要当教育部长。没想到四届人大继续由周恩来组阁，邓小平负责主持日常工作。迟群野心落空，于是牢骚满腹，消极怠工，酗酒胡闹，影响极坏。但因为这个军宣队是毛泽东亲自派出的，别人也不敢奈何他。
刘冰是个老干部，实在看不下去了，为了对党的事业负责，就同另外两个人一道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反映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信是经过邓小平转送给毛泽东的。党员有向党的上级组织和任何领导人反映问题的权利，向毛泽东反映问题，也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可是，却引起了毛泽东的误解，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批示。
毛泽东批示的大意是，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的状，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于11月12日扩大到1700多人，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指示。18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揭发批判刘冰和周荣鑫等人“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会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继贴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
从此，形势急转直下，整顿走向低潮。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由清华、北大逐步推向全国，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至此中断。
1975年的整顿是以悲剧性的结局而告终的。从11月开始，没有几个月时间，邓小平就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受到批判。走在整顿前列的万里、张爱萍、胡耀邦、周荣鑫，也被说成是邓小平的“四大金刚”、“黑干将”，成为“四人帮”在各单位“上挂下联”、进行批判的重点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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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毛泽东在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来信上的批示，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８日。
各部门、各地区贯彻整顿精神的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揪斗，有的被撤职降薪，有的被开除党籍。仅七机部在1976年4月，在北京的厂、所以上单位领导班子就被改组了80％。
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是“四人帮”、毛远新及其亲信密切配合、加紧活动的阶段。9月27日，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一次重要汇报。毛远新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一些。对文化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刘少奇还要不要批了？”“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讲三项指示，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
他表示：“担心中央，出现反复。”
10月中旬，当毛泽东把邓小平转呈的刘冰等人的信给毛远新看时，毛远新当即为迟群辩护，理由是迟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没隔几天，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就在迟群指使下，于10月25日给毛泽东写信，状告周荣鑫“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还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也在10月，王洪文与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和文化部刘庆棠等人密谈说：“要密切注意清华、北大动向，那里有大事。”
要“振奋精神，准备斗争”。同月，王洪文还授意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炮制了一个将人武部、民兵指挥部、人防办公室、复员退伍军人办公室“四合并”的方案。
11月2日，毛远新又向毛泽东汇报。他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刘少奇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似乎不大提了。工业现在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担心弄不好又回到文化革命以前。似乎主要矛盾是不敢抓生产，所以唯生产力论也不能批判了。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067
图为邓小平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的工作室
一系列指示现在还对不
对？朝阳农学院的路子
对不对？工人阶级永远
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对不
对？文艺革命，主流、
支流是什么？文化革命
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
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
应不应该坚持下去？文
化革命以来的一些社会
主义新生事物还应不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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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热情支持？强调要选有经验的、敢管的、不怕被打倒的人担负重要工作，提法是否全面？主席讲的三条还讲不讲，第一条就是搞马列还是搞修正主义，还应不应强调？他还说：“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提文化革命以来一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比如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老中青三结合。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当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毛泽东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
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他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毛泽东的这些话，068
［１］《抓阶级
不错！不错！人物刻画很真实！环境，生活描写都比较贴合实际！想象力丰富！主角邓小平光环不是很大！比其他兵王保镖小说好很多！虽然故事中有些情节描写不是很精彩！但总体来说非常不错！是我喜欢的类型！超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