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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开国大典实录》 免费试读

1949年元旦的上午，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邸举行了新年团拜会。前来参加团拜会的人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谷正纲、张道藩等，共60多人。

虽然是新年的喜庆日子，到会的人们却难以掩饰内心的沉重，强作欢颜，互相寒暄，蒋介石一改往常全身戎装的做派，穿了一身灰哔叽长袍，像一个儒雅的老学究，他面上也挂着笑容。团拜仪式第一项是蒋介石致祝词。在团拜会上，蒋介石还宣读了乞和的《新年文告》，暗示自己将下野。当天，《中央日报》的头版刊登了这篇文告。

宣读这篇《新年文告》，蒋介石心中充满悲凉之感，不仅仅因为战局的惨败，而且也为替他默默地起草了无数文稿的秘书陈布雷已离他而去！这一回，只能由“江西才子”陈方临时为他捉刀。

蒋介石的《新年文告》是蒋介石在新年里向全国人民发出的第一声呼号，也是蒋介石向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公开哀鸣。蒋介石的这篇文告据称有两个目标，一方面对共产党提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另一方面则要制定出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据以与共产党和谈的大纲。但人们在这冠冕堂皇洋洋洒洒的文字中，已能清晰地看到蒋家王朝败亡的态势。

关心时势的人们在读了此《新年文告》后，无不大失所望。洋洋洒洒数千言，无半分和谈之诚意，惟见推脱内战责任之用心，但在当时也有少数革命同路人被蒋介石的虚假言辞所蒙蔽，对革命到底的信念不太坚定，对现实十分迷惘。

面对新的一年，毛泽东的心境则完全不一样。在瑞雪纷飞的西柏坡，忙得顾不上执笔的毛泽东，由他口授，由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最后由他改定，为新华社写出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后来描述说：毛泽东的宣言中充满讥讽刻薄之词，有浓烈的火药味。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毛泽东在这篇献词的开头不容置疑地宣告道。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

毛泽东豪迈地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他用了一个著名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问题：“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这时，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已经确定，许多新的问题纷纷提到中国共产党面前来。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于1月6～8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1949年内的任务。出席会议的人员比1948年九月会议更多，包括东北的、华北的、华东的、西北的，还有华北人民政府、北平军管会和主管财政工作方面的同志。

6日下午，毛泽东做了长篇报告，高屋建瓴，气势磅礴，令人经久难忘。

关于战争的发展形势，这时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淮海战场上，黄百韬、黄维兵团已被全歼，进入歼灭杜聿明集团的最后阶段；华北的傅作义部，已被我军围困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和塘沽五个孤立据点。所以毛泽东说：平、津、杜（聿明）的解决，不久将变为现实，可以写入决议。他进一步说：春季过去后，我前线可以增加100万人，国民党军队更少了，形势就根本改变了。今年一年的任务是到冬季。夏秋之间渡江，有6个月作战，武汉等大城市即可取得，那时说基本上打倒蒋介石更好。因为军事、政治、经济都可以说打倒了。经济上，如果上海还在他手中，也可以说没有打倒。全部打倒则尚需要时间。如果新的九省大部在我手中，国民党还剩几个省？！

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主要是人心向背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各阶级的人都不跟着蒋介石走了，大群、大群地都脱离国民党，跟着我们走了。今年加明年是全国胜利的两年，去年九月会议还不敢这样说，原因是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人跟国民党走。现在可以说了，有此勇气了，可以在党内明确这个方针了。要使干部和人民群众做好思想准备，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容半途而废。

美国会不会出兵？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要肯定它不出兵，那样没有好处，应该设想到可能出兵，青岛就驻有美国兵。这样才能主动，遇到事才不会张皇失措。只要有力量，做得坚决就不怕他，小小的，软软的就不行。美国的政策是动摇的、软弱的。我们长期揭露美国助蒋内战，很有成绩，使他在中国比在欧洲还要臭。但怕的事还有，有些人怕原子弹，需要说服。几年来的事实证明美国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坚决，有力量，不乱搞，如保护侨民和外交官等等。

毛泽东又说：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不忙于要美帝国主义承认我们，我们承认不承认他们还是个问题。我们首先和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关系。保护侨民是应当注意的。对破坏分子，我们的政策是：一抓，二给饭吃，三写悔过书，四令其走。对帝国主义的阴谋必须警惕，坚决击破之。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想做而政府不做者，我们必须做。

周恩来在发言中说：美帝是外强中干的，对他们谨慎是应该的，害怕是不对的。要发扬民族气概，克服旧中国上层分子中的媚外思想，防止坏分子挑拨排外。对不同人员的具体政策应有所区别，如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人员和外资、外贸、宗教，外国学校、外国医院、报纸通讯社的记者，救济机构、外国雇员和来华旅行者等。要强调自力更生地解决自己的事情，将来我们会逐渐对国际问题发言。

关于防止胜利冲昏头脑问题，毛泽东告诫说：胜利越大，包袱越大。军队、地方都要注意，首先是高干和中干。今年还不是大危险，明年就更要注意。全国打平了，事情才开始，也许那时会觉得打仗要容易些，经济、文化建设任务更严重。列宁说过：打倒一个阶级容易，建设一个国家困难。不可稍有骄傲。有的报纸，喜欢登外国人吹拍我们的材料，这是长期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奴性的表现。抗战初期，就有过爱听中外资产阶级吹捧的表现。我们既不欢迎他们的吹拍，也不怕有人骂我们“土匪”。在8日的结论中，毛泽东又说：要把人民对我们的感谢和资产阶级的捧场区别开来。全国胜利后，微生物多了，特别是中外资产阶级的捧场，什么万民伞、德政碑，以及各种挑拨者都来了，要十分警惕，防止把干部弄坏了。要将已经完成的较小的任务，与将要去完成的大的任务做些比较。过去30年，是建立地基，房子还没有盖起来。提出新任务，使大家想到新任务就好了。

关于南下作战问题。毛泽东说：有利也有弊。必须向所有的同志讲清楚，要反复地说。针对有些同志轻敌、偏安等思想，毛泽东说：要讲两条：南下一是有利，二是不利。在目前大胜利时刻，着重说明不利的方面。南下是去打敌人，克服困难，要在这种地方把工作做好。南下以后，会有许多人要说我们“伟大”，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

刘少奇说：不要轻敌，要估计到可能的挫折。动员中要说明困难，不要专说好的。党的干部应抓紧训练，着重准备有文化的干部。要办抗大式的学校，训练大批工人干部。使工人成为全国性的干部，较农民容易。

关于党的建设。毛泽东说：我们党虽然有缺点，但好处不少。大多数干部（当然不是全体）有进步。进石家庄以后，几个月功夫，工作就上轨道了。土地改革有错误，应怪领导，主要原因是怎样划分阶级的政策性文件出得太迟了。军队工作，古田会议决议是1929年的，现在能实行，革命就胜利了。军队有缺点错误，应该首先责备自己，因为军队中有成堆的共产党员。军队与地方关系搞不好，首先应负责任。学会了这些，政策上了轨道，其胜利比打下徐州、济南都大；有了正确的政策，才有军事的胜利。一有错误，比较明显时，就立即指出，进行检查。必须抓而紧。

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的逐步统一，是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毛泽东从原则上指示：所谓财政统一，一是要扣，统一就是扣，必须与可能扣者扣之；二不要“死”，逐步统一是需要的。根据这个精神，周恩来征询大家的意见后，认为目前比较成熟的有六条：即（一）票币统一（东北尚待考虑），人民银行归中央；（二）预算决算经中央批准，保持一定数量的机动费；（三）兵工生产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基数；（四）铁道统一修理，统一管理；（五）统一对外贸易计划，业务管理分区负责；（六）统一军需生产，分区负责，实行调剂（包括卫生、电讯）。

南下的方针既定。1月10日晚上，周恩来召集陈毅、刘伯承和罗荣桓等开会，商讨人员调剂、军费预算等问题。当时，第四野战军已经进关，准备南下向中南进军。这样，南下部队就有了华东和中南两路，兵员的补充需要统一调剂。大家商讨决定：新兵的补充，华东野战军4个兵团15个军共补充15万人，兵源不成问题；进军中南的部队3个兵团9个军，需要补充13.2万人，由华北、豫皖苏、豫西、华野分头抽调。经补充后，南下大军共410万人，另有非军事人员200万人。人吃马喂，加上装备，按粮食计算共需283亿斤，除去财经收入174亿斤，共差109亿斤。这就是困难，有待统一筹措。

会上，周恩来特别叮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要收集平津一带的各种政策文件，送各区参考。周恩来说：“要记着办理！”杨尚昆后来回忆说，这些收集的材料，就是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给代表们的《政策汇编》。

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对于这一点，甚至国内外反动派都不加怀疑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难时刻，他们深知，单靠军事斗争的办法来阻止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经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们再次发动“和平”攻势，妄图利用政治斗争的办法保存其残余势力，争得喘息时间，卷土重来。

在这种情势下，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文告虽然歪曲历史真相，掩盖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责，但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并提出关于和谈的五个条件。

为了回答南京国民政府的求和要求，1月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深刻揭露了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反动性和欺骗性，严厉批驳了文告提出的5项和谈条件。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对“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决不能逃脱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并且代表中国共产党郑重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力量和充足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声明说，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南京国民党政府“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这个声明给了蒋介石文告的假和平阴谋致命一击，使蒋在一个星期之后不得不“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

毛泽东1月14日的声明，立即得到广泛的响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海内外各界民主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和声明，热烈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表示彻底支持八项和平条件，指出：“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共领导之下有了今天的成就，决非轻易得来。在今天，谁如要偷安纵敌，而使革命大业功亏一篑，谁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了。”“我们希望全中国人民，全民主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须一致团结，采取必要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中国民主同盟在《我们对和平的态度》声明中，认为中共八项和平主张，非常切合目前时局要求，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