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1895-1934），河南省扶沟县人，中共党员。受父亲影响，吉鸿昌幼年即具有爱国思想。1913年秋，不满18岁的吉鸿昌入冯玉祥部当兵，因吃苦耐劳、智勇正直，被冯赏识，提升为手枪连连长，不久又升为营长。
1921年，吉鸿昌回乡探亲，拿出全部积蓄，利用一所破庙作校舍，创办了“吕北初级小学”，并立下规定：凡是贫家子弟，一律免费上学。学校规模一度壮大，曾被誉为“豫东第一”。
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旋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不久，他结识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开始接触革命思想。1926年9月，吉鸿昌奉命北伐，打得奉军节节败退，所部被誉为“铁军”。
1928年吉鸿昌任第30师师长，调防甘肃天水。1929年7月，进兵宁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整饬军队和吏治，致力于汉回团结，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决心为民兴利除弊。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宁夏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9月，冯玉祥战败。吉鸿昌为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不久被蒋介石指派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他消极进攻，蒋介石认为他有“谋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军权，逼迫他出国“考察实业”。
1931年，吉鸿昌到了美国，却连遭打击：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道：“我是中国人！”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吉鸿昌即回国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抒发自己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秋，他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随后，他按照党的指示，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召集旧部策划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赴泰山动员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并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武器，积极联络各地抗日零散武装，作起兵抗日准备。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依靠苏联的武器支援，集合东北义勇军等武装，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2军军长，率部向察北日伪军进击，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池后，又向多伦进攻。经过5昼夜的血战，7月12日终于收复多伦。4城的收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然而，蒋介石却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
1933年8月，吉鸿昌在无奈之下找到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由国民党军驻守的北平。9月21日，行进到日军和国军交界的非武装区，日军飞机投放传单，要求吉鸿昌3日内离开，不然派兵剿灭。10月10日，部队在进攻到北平附近的昌平时被中央军、晋军、西北军包围，军队哗变崩溃。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同其将领商震谈判。不料，蒋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途中，吉鸿昌用计使方振武脱身。车行至北平城外，押送人员在吉鸿昌的感化下，冒着生命危险放走了吉鸿昌。
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遭法租界工部局逮捕，并引渡给北平军分会。敌人使出种种手段，迫害逼供。吉鸿昌大义凛然地说：“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11月24日，蒋介石下令，将吉鸿昌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就义前，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正气浩然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坐在椅子上，他又对刽子手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面对刽子手的枪，他凛然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吉鸿昌壮烈牺牲，年仅39岁。
（二）
在当今的这个和平年代，虽然已不需要我们去抛头颅、洒热血，不需要我们牺牲个人生命，但我们仍要永远铭记先烈们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铭记他们的牺牲；铭记他们为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而牺牲自己的伟大情怀。
一切能够满足国家生存发展等方面需要并且对国家具有好处的事情，都是国家利益。没有国这个大家，就没有每个人的小家，更谈不上维护个人利益了。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处理好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当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要永远坚守这样的信念。只有维护了国家利益，个人才能拥有更多的利益。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做人也要像蜡烛一样，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
—萧楚女
像蜡烛那样，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是早期优秀共产党员、革命烈士萧楚女所说的一句名言。这一句名言流传甚广，它常常被人们用来描述那些为革命事业默默无闻地无私奉献的共产党人。
在我们的党在90年的风雨历程中，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在激情昂扬的建设时期，还是在意气风发的改革开放年代，都是有千千万万的平凡而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默默无闻地无私奉献自己的能量，正是由于他们的无私奉献，才使革命的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一）
萧楚女（1893-1927），原名树烈，学名楚汝，字秋，湖北省汉阳县人，中共党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理论家，襄阳第一个马列主义传播者。
萧楚女参加过武昌起义，新文化运动时积极参与宣传新文化， 1922年夏，由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终身立志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1922年底，萧楚女到四川，先后在重庆联合中学、重庆公学、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他首先改革国文课陈旧僵化的教法，开设新文化课，讲授鲁迅和《新青年》上的进步文章，向学生们灌输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抨击封建落后意识和反动势力，在教学活动中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讲述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深受学生敬爱。他曾在上课的时候说：“同学们，你们想蜡烛不是能放光明吗？做人也要像蜡烛一样，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他形象地形容自己的人生观是“蜡烛人生观”，并以此自励。在此期间，他领导学生反对旧的教育制度，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和政治热情。
1923年10月，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创刊以后，他成为重要撰稿人。1925年5月，萧楚女调往上海，协助恽代英领导团中央工作和编辑《中国青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辗转到南京，主编《工人日报》。1925年6月戴季陶主义出笼后，他专门写成《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书，批驳戴季陶对共产党的攻击和污蔑，风行全国，成为革命人民同反动政治派别斗争的锐利武器。他的文章始终站在正确的方向，具有逻辑的缜密性，有力地揭示了戴季陶等人的险恶用心。他的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刻地分析了五卅运动中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鲜明地勾画出斗争中各阶级的动态，并愤怒地抨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1926年1月，萧楚女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派，赴广州，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干事，协助毛泽东工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和政论的主要作者，使该报升起一面鲜明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此外，他全力协助毛泽东筹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专职教员。他负责讲授的“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和“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三门课，没有现成的讲义，他就自己动手编写出了三本教材，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1964年初夏，毛泽东在一次关于教育的谈话中，还深情地回忆起当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共产党员萧楚女。毛泽东满含泪水地说：“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书，主要靠他。”
1927年是风云诡谲的年代，蒋介石向革命者举起了屠刀，在各地制造反革命惨案，萧楚女夜以继日地撰文揭露反动派的罪恶。他经常告诉人们：反对三大政策的人“是要从根本上取得革命之领导指挥权”；“中国的革命屡次失败，北伐屡次不能完成，莫非受了内部妥协分子的阻挠！现在又当着这个生死关头了！”他的文章笔锋犀利，战斗性很强。他虽然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但博学多才，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在社会各界影响很大。萧楚女正是利用了强而有力的舆论武器，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以及反动派的丑恶嘴脸，间接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就在1927年，因过度劳累，肺病恶化，萧楚女住进广州东山医院治疗。4月15日，萧楚女被反动军警从病房强行拖走关进监狱。7天后，蒋介石便下令将年仅34岁的萧楚女秘密处决。萧楚女总是说：“一个人从生以后一直到死，都有做对人民有益的光明正大事，虽然肉体死去，而精神是不灭的。”萧楚女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他的蜡烛人生观，他为了革命事业，以笔为武器向敌人宣战，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用奉献换来了大家的幸福，这是一种生命的境界。
（二）
从萧楚女烈士身上我们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奉献精神，他让我们看到了用奉献换来大家幸福的最高的生命境界。
奉献精神是中华民族各地区人民的精神支柱，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向往。奉献精神是一种爱，是对自己事业的不求回报的爱和全身心的付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倡导奉献精神，并非是强调生命，而主要是倡导人们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做好每一件事，认真善待每一个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奉献体现的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也表现了一个人的品德和道德行为。如果一个人把奉献当成了借口，那么这个奉献也就不是无私地付出了，也就不是奉献了。因为奉献的意义就是在于付出时，是否想得到回报或有没有感受到付出的快乐。我们应当像萧楚女、雷锋等革命英烈那样，一心为人民付出很多很多，但却从未感受到少了什么，而是感受到了快乐。不可否认，人都是有私念的，而讲究奉献，就要抑制和克服自己的私念。
“我的事业在中国”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钱学森
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钱学森
“我的事业在中国”，这是杰出的归国科学家钱学森所说的一句深情的话。它已成为一句名言，表达了一大批归国科学家的心声。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国界”。一个人对于国家和人民要常怀感恩之情，学有所成当立志为国效力，这是科学家的爱国本色，也是科学家的风骨。诚然在国外也许能够获得物质上极大的满足，但爱国的情感使他们义无反顾地返回祖国。很多身在海外的中国科学家都在心里想着或嘴上说着：“我的事业在中国。”
回顾历史，很多爱国的科学家的身影矗立在我们面前，令我们景仰！
献身新中国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一）
1935年，24岁的钱学森有感于当时国内豺狼当道、民不聊生的状况，萌生了赴美留学、学业有成后为国奉献的念头。到美国后，钱学森先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一年后决定追随当时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超音速时代之父”冯·卡门教授。在卡门教授的指导下，钱学森的勤奋和创造力得到极大的发挥，著述甚丰，成果显赫。二战临近结束时，钱学森已经取得了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方面宝贵的科研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和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对二战期间美国的火箭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1943年，受美国军方委托，钱学森与同事们合作研究，提出了一份题为《远程火箭的评论和部分分析》的重要研究报告，为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研制成功第一批地对地导弹奠定了理论基础。1945年，他成为美国空军顾问组专家。战争结束后，美国空军赞扬钱学森对胜利做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战后，钱学森担任了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的贡献和价值，多次得到美国军方和官方的认可，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成曾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钱学森强烈地希望回国。正当他加紧回国准备，以便实现他多年报效祖国的夙愿时，美国全国掀起了一股反共狂潮。1950年，美国情报机关指控他是共产党分子，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钱学森义愤填膺，他面见美国海军次长丹尼儿·金克尔，宣布返回祖国的决定。钱学森的郑重申明让金克尔大为光火。等钱学森走出他的办公室，金克尔几乎吼了起来：“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于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报，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到哪里，他都值5个师!”此后,美国政府将钱学森软禁在美国加州的特米那岛上长达5年之久，他的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
钱学森的遭遇很快传到国内，一直十分关注钱学森处境的中国政府，为他的回国问题进行了多方斡旋。当时，中美之间正在日内瓦举行马拉松式的大使级会谈，钱学森的回国问题也成为这次会谈的内容之一。经过中方谈判代表王炳南不懈的努力，1955年8月4日，钱学森终于接到美国移民局的通知，说他可以离开美国了。饱尝不公正待遇的辛酸后，钱学森收拾行装，终于返回祖国。据王炳南回忆，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非常满意地对大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是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