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一章还是我翻译的。夏先生也颇推崇鲁迅的小说技巧，但他用的是一个源自英国理论家李维斯（F. R. Leavis）的尺度，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除了技巧之外，必须有道德情操。夏先生自己不喜欢鲁迅，对鲁迅的政治立场极为不满，和他的兄长济安先生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有所差异。济安先生也更看重鲁迅语言的艺术价值，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中，他最早提出《野草》中所用的文字的独特性（如《墓碣文》中的文言白话交错），对我的启发太大了。
本来我希望把他的小说和杂文连在一起，以跨文类的方式研究其互动关系，但没有如愿以偿。关于鲁迅杂文的那一章（第六章）是草草写成的，仅将之和中国传统的“文章”风格比较，没有探讨其文体和内容的辩证关系。况且中国大陆学界研究鲁迅杂文的论文车载斗量，我看厌了，自己写的时候，反而太避重就轻，没有仔细讨论它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虽然我还是看重他早期杂文的文学价值。本书译者尹慧珉在《译后》中特别指出：“使人感到有些狭窄，尚可做进一步的探讨。”批评得很中肯。我对整个第三部分（“关于文学和革命”）的三章也不满意，觉得写得太草率。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补救了。
众所周知，鲁迅晚年深受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但对革命后的苏联文坛现实却知之甚少，甚至从日文资料中“瞎子摸象”。我从英文资料中找到一部分关于苏联文艺理论的评论，多出于美国苏联专家之手，可能有偏见。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一向轻视苏联文艺理论。如今大量俄文档案已经开放，然而中国“鲁学”专家们鲜有涉猎，语言有障碍，实为憾事。我认为鲁迅的革命理论没有什么创见，完全是一种“延伸话语”（derivative discourse），他试图把苏联的理论硬搬到中国，将之和三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环境接轨，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即便从理论出发，也必须深谙马克思文艺的传统，鲁迅在这方面明显不足。和瞿秋白相较，后者显然熟悉得多，可惜我在书中完全没有处理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