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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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章节试读：

正举棋不定，周恩来来到他的住所，进一步向他申述了猴场政治局会议决定在遵义开会的决议，而且告诉他王稼祥、张闻天、朱德、陈云和毛泽东等多数政治局的同志都要求召开会议，周恩来本人也力主召开会议。博古终于同意召开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俩明确了分工，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并由周恩来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夜深人静时，周恩来回到自己的住室，打开桌上的铜墨盒，开始握笔沉思，精心推敲他的副报告。他深知这杆笔的分量，时停时写，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一连写了几个通宵。正是这份凝聚周恩来智慧和心血的报告，在遵义会议上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与周恩来一样繁忙的是毛泽东。他最先提出要讨论失败原因，又争取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由此导致红军进军方向的转变，才有今天呆在遵义城内“坐而论道”的局面。他要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为开好遵义会议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会议达到结束“左”倾错误领导、摆脱革命危机的目的。

贺子珍后来回忆说：来到遵义后，毛泽东忙极了。那些天，他整天不在家，也很少睡觉，一改过去晚睡晚起的习惯，早早就起床走了，有时中午都不回来吃饭，晚上回来得很晚，也不马上睡觉，还要趴在桌子上写一阵。

他忙什么呢？当然是忙着准备会议的“重型炮弹”。他把制作炮弹的工作分给了张闻天、王稼祥和他自己。

毛泽东先迈进了张闻天的住室。张闻天正伏在一扇宽大的彩色玻璃镶嵌的窗子下写日记。

毛泽东拉过一把红漆木椅坐下，稍致问候，便开门见山地说：“进了遵义，形势好像对我们有利。遵义民众在地下党组织的发动下，热烈地欢迎我们入城。自离开根据地，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遵义是风水宝地啊，我们应该从容不迫地开个会，好好总结一下过去啦。”

张闻天随声附和道：“对呀！过去的一些是是非非，到了澄清的时候了。润之，你该在会上痛痛快快地讲讲了。”

毛泽东诚恳地说：“思美，你是知道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言喽。你是政治局常委，说话有分量，麻烦你辛苦一下，准备一个报告，在会上说说咱们的意见，对‘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批评。”

张闻天面有难色地说：“我不大懂军事，怕写不好。老毛，还是由你准备，你懂军事，亲自带兵打过仗。”

毛泽东笑笑说：“不要紧，我们商量一下，你执笔。你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大秀才，你在会上报告名正言顺，我嘛人微言轻，不过，我会讲话的。报告还是由你作，我和稼祥帮你出点子。”

张闻天推了推鼻梁上下滑的眼镜，两手一摊说：“我只好临危受命，担此重担喽！”

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交给张闻天，说：“突围出来，我一路上找过一些指挥员谈话，搜集了不少材料，很有用处。这些火线上闯出来的指挥员，最有发言权。你写报告提纲，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递给张闻天的这个小本子，无疑是射向“左”倾军事路线的一发发炮弹。

从张闻天处出来，毛泽东又去找王稼祥。他把由张闻天执笔写报告提纲的想法告诉了王稼祥，王稼祥很是赞同说：“行，洛甫研究过一些军事理论著作，在党内的地位比我们都重要，由他作报告身份比我们合适。不过，老毛，洛甫写时，你要帮他一下，你毕竟玩过枪杆，能说到点子上。”

毛泽东慨然应允：“会上我还要作补充发言，你也讲讲。”

王稼祥点点头说：“那自然，你不让我开炮，我也会开炮的。”

辞别了王稼祥，毛泽东迈着轻松的步履朝自己的住处走去。他感到如释重负，只等会上交锋了。毛泽东历来不打无准备的仗，即使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也一样。结束党内“左”倾路线统治这一仗，经过通道、黎平、猴场3次预备役的铺垫，已到了要么不打，打则必胜的地步。

当然到目前为止，也不是所有政治局委员意见完全一致了，个别委员也在忙着进行逆向运动。

少共中央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看了博古未写完的报告连连摇头，说：“过头了，过头了，博古同志，你的检讨过头了，中央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完全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嘛！”他一个劲儿地为博古推卸责任。倒是博古自己觉得无论如何也要作点检讨，否则过不了关。凯丰强烈反对说：“只怕作一点检讨也难交待，这几天我也找人做工作，聂荣臻我就跟他谈过几次，希望把他争取过来支持你，可他顽固极了，跟老毛一个腔调。”

然而，召开遵义会议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关于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机问题，吴黎平曾在遵义会议后问过毛泽东：“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想了想之后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的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末他们还能欺骗和团集较大的一部分干部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毛泽东还对伍修权说过：“这个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