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这几乎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习惯。
从小到大，父亲只送过我两次。一次是我大学毕业去当兵，父亲和母亲送我到火车站，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实际意义上的离家；另一次是我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因为我是父亲、母亲两家祖祖辈辈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先后在大学待了7年，在7年中，父亲规定我每月的生活费只有25元。那时候学校最高一等的贫困学生助学金是19元5角。我这点钱在许多同学眼中，已经是很富有的了，但我平时爱买书，所以还是常常感到拮据。因此，我有时候偷偷回家向母亲要点额外补助。母亲也是非常慷慨的，只要我开口，三元五元很少拒绝，但每次总要提醒我，不要让父亲知道，因为父亲对此要求十分严格。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因为常年骑着母亲一辆旧的女式二八自行车上学，在学校里被同学们起哄，我回来后就吵吵嚷嚷要换辆男式自行车。在饭桌上父亲冷冷地讲：“那辆车不是还能骑吗？不许换！”母亲没有讲话，过了半年多，机关内部卖给每家一辆新式飞鸽自行车，母亲没有和父亲商量就给我买下来，父亲知道后，批评了母亲，还很久不同我讲话，吓得我有新车也不敢骑。直到后来，弟弟上学也要骑车，母亲把旧车给了弟弟，我才如愿骑上了新车。就是这辆新车，我骑了近20年，直到后来被人偷了。父亲对我们这些孩子生活要求严格，他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从我懂事起，父亲从来就是穿军装，很少买衣服。20世纪50年代初他随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组织上给他买了一件皮大衣，他一直穿到病故。这算他所有的衣服中最贵重的一件，虽然皮子已经很硬很旧了，颜色也已经斑驳，但他始终带在身边。1988年他离去后，我去清理他的遗物，见到他的一个存折，上面一共有3500多元钱。我在他70岁生日时给他买的一条细毛线裤，到他75岁病故时，一次也未穿过，裤子还带着原来的包装，整齐地和其他旧衣服放在一起。倒是部队发的制式绒裤裤脚已经磨破了。这就是我参加革命整整6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