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同道，因为二者具有同样的一种化境。一种封闭中蕴含的开放，规则中体现的变幻，古典中含苞欲放的现代。
现代的翻译理论，往往推崇字面上的直译，而且支撑这一倾向的最大论据就是：直译可以为母语带来最新鲜的语言表达，并在某种“异态”中，为母语开拓出无穷的可能性。这也是当年有不少初出茅庐的年轻翻译家曾诟病傅氏译作的原因。然而，他们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以一种“同态的”、表面上并无变革和差异的中国文字，从整体上完整讲述原本由外语讲述的西方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和革命。无数现代中国的著名作家都觉得欠了傅雷先生的“债”，正源于此。它所拓展的，也许不是现代语言学家或符号学家们所谓的“能指”层面，却直接在一种文明的内核中，引入了他者的存在。这种存在，因语言的“非差异性”而显得更为可信，更无隔离感。傅氏译法使得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境遇中的灵魂之间的直视成为可能。而灵魂的直视，也最强烈地体现在传记之中，因为那里蕴藏着人性的最强音。
一个“化”字，也体现在傅雷先生的“重译”行为上。以他独有的方式，傅雷先生“朝花夕拾”，将自己早年许多热爱的作家和热爱的著作进行重译。有的书，比如《贝多芬传》《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初译”的面目。而且，他一生都在进行这一重译工作。在重译的过程中，他达到了成熟，趋近尽善尽美。每一次重译，都是对他年轻时代的理想不忘初心的忠诚，同时又是凤凰涅槃后的重生。在这中间支撑的，是信仰。于是我们体会到，傅雷先生的“化”，也是教化的化，“变化气质，陶冶性灵”的化。研究傅雷先生翻译艺术的人，往往会忽略这一点：傅雷是一位通过翻译、重译而重建自身的人。他翻译的每一部传记，都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是他灵魂得以栖身的肉身。作为一个从旧中国文化传统中诞生的人，他深知中国文化在现代的需求与缺憾，深知中西文化的互补性。与当时所有相信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相信塑造新人的可能性。而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