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经济与周恩来》小说全文精彩试读周恩来小说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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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建设要坚持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经济建设方针的选择，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具体化和集中表现。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保证。对此，周恩来有过许多重要的创见和决策上的贡献。

1956 年 6 月 4 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关于 1955 年国家决算和1956 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这个报告是从 5 月起由周恩来指导起草的。报告的初稿指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的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增加生产，而只能招致失败。”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了上半年经济建设由于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造成了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情况以及纠正上述倾向所采取的措施，下半年要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的意见。这次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6 年 6 月 4 日会议的上述意见，被 1956 年 6 月 10 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确认并正式批准。根据周恩来的思路由中央确定的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符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它正确地提出了要注意经济建设中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它突出了经济建设中一个根本问题--综合平衡。周恩来指出：“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只有真正综合平衡，经济建设才能实现有效益的、速度适当的稳步前进。同年 9 月召开的党的 “八大”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阐明了这个方针。他指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卷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但是，党内对这个经济建设方针的认识不一致。随着 1956 年反冒进遭到错误批判之后，这个正确方针也被抛弃了。1958 年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比例的大失调，爆发了危机，不得不费了五年时间进行调整。纠正“左”倾冒进的国民经济调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实践证明，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三面红旗”，在指导思想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经过比较，周恩来等比较早地认识到改变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危害，极力主张“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大幅度的调整”。1962 年 3 月 8 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是我向中央提出的。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大幅度调整的要求，就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真正实现综合平衡。周恩来还具体说明为达到这样的要求，必须把经济建设的规模和行政管理的机构缩小到与我国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市人口减少到同农村提供的商品粮副食品的可能相适应的程度。总之，要使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从失调到协调，把超过国力的生产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退下来，把超过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退下来，变被动为主动。实践证明，“八大”方针是正确的。实际上，它是“八大”坚持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恢复和发展。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正确的方针是具有生命力的。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针对十年内乱所造成的严重恶果，“重大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这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危机”。1979 年 4 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党的“八大”肯定的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和 60 年代实行的“调整、充实、整顿、提高”方针的继续和发展。突出之点在于把调整和改革结合在一起，这不仅着眼于调整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而且其重点放在改革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的领域，其目的是使经济建设摆脱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效率的道路。1985 年 9月 23 日，邓小平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七五’这五年很重要。如果经过这五年，使改革基本就绪，经济又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在这里，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了出来。随后，1989 年 10 月 9 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指出：“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脱离国力，超过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是四十年来最重要的教训。”因而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正式确定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这是建国 40 年来经济建设最基本的经验。90 年代初，中共中央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同时考虑到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条件，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争得较快的速度和较高的效益。因此，提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方针。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针从综合平衡、稳步前进--持续、协调、稳步发展--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变化，正说明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正确反映。周恩来是我国经济建设正确方针的奠基人。

二、要从整体出发，对待和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建国以来，周恩来一贯重视遵循辩证唯物论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这是直接影响到经济工作全局的一个大问题。在建国初期，他强调树立整体观念。在维护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认识每个部门的位置和方向。他具体阐明了必须处理好以下六个关系。第一，在城乡关系上，他深刻地指出：“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一方面，中国革命要由工人阶级领导；另一方面，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又必须依靠农民阶级和广大乡村。”他说：“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都是辩证的两方面，决不能取消或忽视任何一方面。我们强调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决不是忽视广大的农业生产对发展工业的作用。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第二，在内外关系上，周恩来从多层次上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内外关系，指出：“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同时，也欢迎友邦的“有助于我们自力更生”的“真正的帮助。”“同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做买卖，对此我们不拒绝，也不强求。要打破依赖帝国主义的观念。”“不要依靠他们，也不要怕他们，这样，自力更生的基础才会巩固。”第三，在工商关系上，周恩来强调，工业与商业，必须以工业为主。因为这是奠定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物质基础、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主要环节。同时指出了国营和合作商业必须以服务于工农业产品流通、服务于人民为主旨，私营商业，要从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出发，鼓励它们发展工业生产，或给予必要的帮助。第四，在公私关系上，周恩来按照《共同纲领》和我党关于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经济政策，指出：“在公私关系上应该确定以公为主。”由国营企业起带头作用，使私人企业对我国的生产发展有利。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存在，但要引导它不走旧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第五，在劳资关系上，周恩来说明劳资两利并不是把劳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在劳资关系上，我们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于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利润。我们对于私人资本取得的利润也有两个条件：一不允许有非法的利润，只许有合法的利润；二不能有过分的利润，只能有合理的利润。第六，在上下关系问题方面，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周恩来指出：处理上下关系，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据。要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要使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利于不断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周恩来这种从全局出发处理各种关系的思想，不仅着眼于生产部门，而且适用各个部门；不仅适用于建国初期，而且体现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之后。

当我国正在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面临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 1956 年 2、3 月间，周恩来参与了毛泽东主持的系统地对我国经济工作的调查研究和《论十大关系》的讨论。4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这个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同年 7 月 15 日，周恩来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上作了学习《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特别在经济方面的各种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周恩来指出：这十大关系有许多是历来都存在的，不过在新形势下提出更具有重要意义。如十大关系头三种关系属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即第一是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第二是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第三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这三个问题。是自从经济恢复，进入有计划建设以来就存在的。历来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些是对的，有些就差些。现在由于三年经济恢复，三年来经济建设，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些条件，使我们对这三种关系会得出清楚、正确的结论。同时，我们的分析要把重点放在我们过去所不那么特别重视的方面。

第一，关于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周恩来首先指出：过去我们也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要相应发展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商业、对外贸易等等。可是在执行时，总是重工业更重视一些，没有懂得农业对我们这样的大国十分重要。农业的发展给工业原料以很大的供给来源，同时可给工业发展的市场广阔的远景。这种相互关系过去重视不够，只有在农业社会主义高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后，使我们更认识农业发展对工业的重要性。如果再把世界经验吸取一下，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农业发展中是经过一些波折的，更值得我们引起注意。并且还应懂得农业和工业不同，它的准确性不像工业那样按计划，因为有一个我们不能控制的因素，就是气候因素。我们可以在人工方面用集体生产、深耕细作、积肥、改良技术种种措施来增加生产。但另一方面，有时天旱，有时雨水过多，水旱灾害还成为经常影响农业生产的客观因素，因此，我们如果不注意农业生产发展，如果遇到荒年就要发生困难。过去三年计划经济，其中恰恰遇到两年歉收，1953 年小荒，1954 年大荒，只有 1955 年丰收，今年麦子一般丰收，局部有灾，秋收后还要看一看今后两三个月的气候，这就说明我们如果不在农业方面加紧工作就不能保证计划经济的要求，就不能满足那样多人口的国家的需要，就不能争取有余粮储备，就不能有农业的丰富的经济作物供给工业上的需要，就不能增加更多的农业生产以换回工业设备和器材。

周恩来在说明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中指出：当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它是生产工具的工业，是工业生产的心脏，这是应该重视的，所以要优先发展。可是另一方面，轻工业如果不同样发展，就会使人民的需要，广大农村市场的扩大得不到需要的货品，就不能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外，轻工业品在国外市场还有一部分需要的，如亚洲南部，就需要我们轻工业的出口。同时还应看到，轻工业积累资金比重工业快，这对积累资金、发展工业有直接好处。我们国家由于过去是半殖民地经济，在轻工业方面有一定底子，同时战争中城市损失较少，恢复来得快，所以市场上的货物还不是那么缺，这一点比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要好。这一点有利条件应发展起来，以满足人民需要，也便于我们积累资金发展工业。

周恩来在充分论述了农业和轻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明确地指出，论十大关系中第一个问题提出这个关系，就是要我们认识在发展重工业的问题上，要更加注意发展轻工业、农业，同时重视发展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提出这个关系就是要着重看到过去我们比较重视不够的方面。

如何处理重工业、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涉及全局的重大问题。是直接影响到能否正确解决即“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一关键性的根本问题。而这个问题解决的程度，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兴衰的重要标志。周恩来纵观苏联和东欧国家几十年经济建设的曲折和我国的实践，着重强调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正确而富有远见的。

第二，关于沿海与内地，周恩来首先分析了过去我们在处理沿海与内地关系存在的片面性。认为，由于国防安全的需要，加之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经济畸形发展，全国 70％的工业在沿海，很有必要在后方内地发展工业。所以铁路要打通内地，修通西南、西北的火车，工业基地要放在西北，华北的西北部、西南、华中的一部分，这是对的。但另一方面，我们比较不大重视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基地，如上海、天津、青岛以及通商口岸广州、厦门，这样就使这些地方的工业这几年增长得较少，这对国家需要来说，积累资金来说，是不利的。

周恩来认为，正是由于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工业的发展是在沿海，人才也出在沿海这些地方。沿海地方的技术人才，机器设备也较多。别的地方要费大力建设起的工厂，而这些地方稍微拼拼凑凑，就可以建立一个厂，马上就可以生产，而且质量并不低，成本也贱。原因是那里工业有基础。沿海在半殖民地时代，那是我们资金外流的地方，帝国主义作为加工基地，用于剥削农村。现在那些地方应用以作为支援全国发展工业的基地。也就是说，工业从远景上说要在内地建立更多的工业基地，这需要长期的经营，而眼前原有沿海工业基地应尽量利用它。周恩来还认为，过去一个理由，是为了国防安全，现在不仅国内形势起变化，去年国际形势趋向和缓，帝国主义冷战叫嚣愈来愈不得人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推迟了。我们要利用形势和缓的期间，加速建设。苏联是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把国家建设起来了。我们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应懂得怎样利用三次大战推迟期间，加紧加速建设国家，以生产更多的东西，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和国外市场的需要，更多地积累资金，从事建设，更好运用沿海工业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加强建设。

周恩来在关于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的论述中，提出了一些颇有远见的重要思想，诸如，从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发展着想，一定要重视后方内地的发展；但是，不能只考虑国家安全的需要，而忽视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基地的发展，这要树立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观念，特别要认识到轻工业投入少、产出多、积累资金快的特点和沿海工业的基础和技术人员、熟练工人的优势对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注意发挥好这种优势，促进和推动内地的发展，借鉴苏联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空隙，加快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成功经验，抓住 1955 年国际形势趋于和缓的有利时机，加快建设步伐，等等，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关于建设和国家行政，周恩来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全局需要，指出：建国之初，百业俱兴，加上朝鲜战争，不能不重视国防，那时这样做是对的。当时这方面的投资数量是大的。现在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三年，国防力量已有基础，征兵制已实行。这些条件可使我们以更多的力量注意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本身也就为国防工业打下更好的基础，也可以配合国防工业的生产。在国家行政方面，周恩来指出：国家建设是要建立不少国家机关，到现在，国家的体制、国家编制已经有一个规模。现在应该提出减少行政人员，减少行政编制，减少行政开支了。我们行政机关要不断提高质量，不断精简，否则尽管编制扣得死死，但总有办法增加人。所以我们每一年搞一次编制，紧张一番，否则膨胀比例很可怕。我们希望行政经费减少，现在是 7～8％的样子，希望以后减到 5％，争取第二个五年计划达到此比例。这样就可以减少国家行政费，可以有更大比例是用在国家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上，使国家建设得更好。

周恩来把正确处理建设与行政国防关系的重点，放在行政、国防要服从和服务于建设，力求将有限的财力、物力和大量的人力投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上来。这个问题无疑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确解决的大事。

周恩来的上述讲话中，对属于经济建设范畴的三大关系，即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建设与行政国防的思想，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重要发挥，阐发了许多真知灼见，反映了他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956 年 9 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八大”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根据执行“一五”计划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又着重提出了领导经济建设必须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从出现和纠正 1956 年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倾向的经验教训中，周恩来得出结论：“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在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大、情况复杂的大国，使经济建设的规模、发展速度同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相适应，是个十分困难而又必须处理得当的重大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国家是否稳定，经济效益是否良好，人民生活能否改善。

第二，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在这个方面，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这个问题，涉及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相应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生产，这就可使国民经济的几个主要部门在发展中避免互相脱节的危险；二是在建设事业中，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的关系也要作大体适当的安排。强调重点建设时，并不是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是要求全面安排，又不是齐头并进，必须使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国民经济才能按比例均衡地发展。

第三，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所谓后备力量是指必需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增加后备力量特别是物资储备，是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顺利执行的重要保证。由于我们计划工作还缺乏经验，计划常常有不全和不准的缺点，即使计划当时订得比较准确，也可能由于难以预料的因素又产生新的不平衡，所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周恩来根据多年的经验，在提出财政收支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问题时说：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收支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不根据经济发展情况来考虑财政的收入与开支，都是不对的。在制定财政收入计划时，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到积累和消费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在制定财政支出计划的时候，除了必须根据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进行正确的分配以外，还必须考虑到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考虑到意外的需要而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避免把支出定得过分紧张。

上述四个关系，是我们党在领导全面的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周恩来对此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并在努力加以妥善解决的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教训，这对于一个大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说无疑是极其是重要的。

在 60 年代初期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期间，面对“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困难，周恩来和李富春在 1960 年 8 月间提出对国民经济要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 年 1 月，被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为纠正错误和克服困难的决策正式通过。

“八字”方针的核心是“调整”。周恩来对此明确地指出：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真正实现综合平衡。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把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调整到同我国人力、财力、物力相适应的程度；把文教事业的规模和行政管理的机构缩小到同我国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农村提供的商品粮食、副食品的可能相适应的程度。总之，要使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从失调变为协调。为此，要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主要有：大规模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工业战线，充实轻工业，保住石油工业；加强农业战线，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总之，要抓住农业和市场两个中心环节，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由于采取了上列渡过“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经过 5 年时间，国民经济终于走出了困境，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在实践基础上，周恩来于 1964 年 12 月根据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调整国民经济中处理各种关系的新鲜经验，提出了四个基本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周恩来指出：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应该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工业的发展规模，要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重工业部门应该首先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机械、化学肥料、农药、燃料、电力、水利灌溉设备和建筑材料，同时为轻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原料、材料和设备。为了实现这个要求，进一步加快重工业，首先是基础工业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周恩来对处理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概括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用简短的 14 个字，表述了农、轻、重同人民生活的关系、同综合平衡的关系。

第二，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各国人民之间的援助，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互助互利的。那种以“经济互助”为名，把别国的经济变成附庸，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一个国家只有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才能更有力量去支援别国。而在援助别国的时候，又必须促进受援国家实现自力更生。

第三，实行技术革命。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

第四，实行集中领导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针对“大跃进”群众运动的教训，周恩来强调：要把任务交给群众讨论；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实行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要干劲十足，又要劳逸结合；对于群众的各种创造，必须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必须支持党的阶级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如何全面地辩证地认识和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是作为领导经济工作全局的周恩来经常遇到、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针对经济工作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从实际出发，采取正确的对策，及时地予以解决，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也随之逐步深化。因而周恩来十分重视以我们自己的实践取得的经验教训教育和引导干部，使大家不断地端正方向，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认识能越来越符合实际，减少盲目性，增加自觉性。

三、坚持经济建设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的一致性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和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对这个基本原则问题，周恩来作了正确而深刻的阐述并且体现在了他的实践中：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提出：“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 对改善人民生活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改善人民生活，不仅要增加人民的货币收入，而且要使他们能够买到相当数量的和符合要求的商品。”这个既明确又实际的提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第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相互一致的。周恩来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因此，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二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须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周恩来在这里所阐明的经济建设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的关系及其指出的对待人民生活两种错误倾向，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周恩来指出：“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又郑重地提出：“在建设的过程中，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是常常不容易安排得好的。因此，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他把合理地解决积累和分配资金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主要问题之首向党的“八大”提了出来，并强调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在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必须使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保持适当的比例。消费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部分所占的比重少了，就会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人民不利的。” 在“大跃进”运动中这些原则被置诸脑后了，因而经济建设遭受了挫折。为了纠正错误，使国民经济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周恩来赞同陈云 1960 年底提出的“吃饭第一，建设第二” 的原则，并在 1961-1965 年国民经济调整中，切实执行了这一原则。失败和成功的实践，反复证明了处理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的关系确是关系全局的头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