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要求在任何设施中走动，以便在病人死亡时身处现场，听起来更像是一个食尸鬼而不是辅导员。我试图为自己的上诉辩护，说我只是简单地靠近他们，这让我更加同情那些我打算帮助的人。最后，我的存在消除了我的超然感，这让我更好地理解了那些刚刚失去亲人的人们的悲伤。遭受损失的人如果知道我亲眼目睹了真实的死亡，他们也会更愿意和我交谈。这给了他们一种与我的联系。这在纸上听起来不错，但我对积极的答案没有太大的信心。
不过，一个年轻的医生成为了我为数不多的几个好朋友之一，他为我争取到了一席之地。他的名字是保罗·帕西姆博士。他是一个年轻人，他欣赏我的能力，以一些知识谈论大多数体育话题。这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只需要一段美好的回忆和每天对体育版的细读。我猜想他喜欢我在急诊室附近转悠，想确保我不会离开，因为董事会的决定可能会侮辱我。
当他们接受我的请求时，他会见了他们，向他们解释我从来没有妨碍过他们，我从来没有扑向任何人，而且我对周围的环境极为尊重。他坚持说我就像架在架子上的便盆一样热情洋溢。没有人真正注意到它，但是当需要的时候它会派上用场。他坚持说他在一次会议上真的这么说了，我没有理由怀疑他。
我被允许随意在医院里走动，但有一项理解是，如果病人、病人家属、甚至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提出一项申诉，这项特权将被取消。如果没有这样的抱怨，我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
最初的几次我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我不得不回击对我的决定的严重怀疑。近距离亲眼看待死亡并不容易，尤其是那些死于极端创伤的人。
正如我之前暗示的那样，急诊室可能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地方，我不是来这里和那个背部不好或者胃不舒服的女士牵手。我要找的人通常都是被裹着深红色绷带的人，身体外面粘着塑料管。他们无法抬起头来看你，有时他们的脸是如此肿胀和血腥，以至于即使可以也看不见你。
在重症监护室漫游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些人是生死边界之间的平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