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语。过了片刻，黄炎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犹豫地说：“1946年我68岁时，就觉得已经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我已72岁，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一听，爽朗地笑着说：“黄任公不老。”便细心地解释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人民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
周恩来与黄炎培两人促膝交谈，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最后，黄炎培答应考虑一下。
周恩来走了。望着汽车消失在夜幕中，黄炎培的思绪此起彼伏，心绪难平。
当年，他拒绝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职位，是因为在那些人身上看不到信念和真理；其后，他拒绝出任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也是因为他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与虚伪。这两次拒官经历，使他坚定了再不入仕途的信念。但是，形势的发展使他山穷水尽的心境重新柳暗花明。
1945年夏天，黄炎培在延安亲眼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深深感到延安就是自己的理想所在。也是在那段日子里，他又与毛泽东在窑洞里促膝长谈达10几个小时，从中获益匪浅。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黄炎培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了当时与毛泽东的对话。这个对话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后来被人称作“黄氏周期率”。
延安之行是黄炎培一生的重大转折。1946年“下关惨案”发生后，黄炎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领导民主建国会“一边倒”，坚决支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并开辟新的宣传阵地，积极地向国统区人民传达共产党的声音。
这让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怀恨不已，特务机关把黄炎培列为第一个暗杀目标。周恩来知道后，立刻进行了周密地安排，帮助黄炎培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杀。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我地下党全力活动，组织黄炎培等民主人士绕道香港北上到解放区，
《东方惊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文章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文笔清晰，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文。很喜欢，再接再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