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明显的区别。通过阅读书刊，你不难领悟中印文化之间的重大差异。但是，当你长期生活在印度，亲身与印度人打交道，耳濡目染印度文化的方方面面，你就会对中印文化之间的重大差异有更深的感受。从到达印度的第一天起，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之处就开始引起我的注意。作为一个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对中印文化之间的差异非常敏感。我在印度生活了两年时间，去过印度的许多地方，与形形色色的印度人有过交往，因而，对中印文化之间的差异自然有不一般的感受。
印度文化的重在存异现象
不言而喻，中国人在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已形成趋同的思维定式，你穿什么时装，我也穿什么时装；你喝什么流行的酒，我也喝什么流行的酒；你提什么时髦的口号，我也提什么时髦的口号等。已多少有着趋同文化心理积淀的我，突然来到印度，面对与中国文化种种迥异的现象，面对印度人在文化生活方面表现出来的重在存异的思维定式，一开始难免茫然，有点难以理解。
我刚来到印度时，最先引起我注意和思考的是印度人的服饰。印度女人穿的莎丽和旁遮普服装，商家出售的没有一套是同样款式的，甚至做莎丽和旁遮普服的面料，在同一家商店也买不到一模一样的。有趣的是，当我夫人发现某位印度朋友的衣着漂亮，也想拥有一套时，商店里竟然买不到同样款式的成衣，即使自己做也难以买到同等质地、同等花型的面料，更有甚者，印度人会觉得你想模仿人家衣着的观念是怪怪的，在她们看来难以理解。也许，印度女人认为，每个女人应当有自己的衣着风格与打扮个性。印度女人形成的这种标新立异，不模仿他人的服饰文化心理，既令我开始思考中印服饰文化、女性文化之间的差异，又不能不令我赞许和欣羡。
与此同时，我发现孟买街头上每天说着至少26种不同的语言，不是26种方言，而是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分别规定的完全不同的官方语言。也就是说，这些语言之间的区别，类似于英语、法语等语种之间的区别，而不是广东话、湖南话等方言之间的区别。我常常发现印度人之间，特别是文化水平低的人之间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这是因为，孟买有1400多万人，来自印度各地的人在孟买说着他们自己的语言：马哈拉斯特拉邦的人说马拉地语，卡纳达克邦的人说卡纳达克语，泰米尔纳杜邦的人说泰米尔语等。即使被定为国语的印地语，也只有大约30%的人能说。我问印中工商会秘书长苏内什正在上小学的女儿，是否有兴趣学汉语。她告诉我，她只能将来学，因为她现在学习语言的任务太重了，她必须学印度中央政府规定要学的英语和印地语，还要学邦政府规定要学的马拉地语。在印度参加会议，有人用英语发言，也有人用其他印度语种发言。在印度，货币上印有15种语言，学校里光用作教学的语言就多达80种，10亿印度人使用1650多种语言。想一想，全世界现存的语言是6000多种，印度居然占了四分之一多！
印度的姓氏之多无疑会使习惯了“百家姓”的中国人感到眼花缭乱，即使把藏族、蒙族等少数民族的姓统计在一起，中国的姓氏总量同印度相比，仍然差得很远。印度除了主要种姓，即所谓大姓之外，仅亚种姓，就有四千多！一国之内，姓氏如此之多，很可能是世界第一了。
更使我纳闷和思考的是，印度的政治文化也是五花八门，多姿多彩，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印度政党之多可为世界之冠。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的报告，印度第一次大选时，全国政党总数为192个。第十一次大选时参加角逐的大小政党竟多达443个。正因为如此，印度素有所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美称，美国人则把印度作为向发展中国家展示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橱窗”。
只要你稍微留心，你会发现印度文化重视存异的现象比比皆是。各种肤色的人摩肩接踵，和平共处：既有白皮肤的雅利安人种，也有黄皮肤的蒙古人种；既有褐黑皮肤的尼格利陀人种，也有浅褐色皮肤的高加索人种等，印度简直可以说是活生生的人种博物馆；开起会来，发言的人观点针锋相对，尽管唇枪舌战，却不妨碍他们笑脸相对，友情融融；印度到处寺庙林立，教堂比邻，有印度教的、伊斯兰教的、佛教的、耆那教的、犹太教的、拜火教的、锡克教的、天主教的。教徒们各信各的教，各拜各的神，遇到某种宗教节日放假，各种教徒甚至同时放假，共享快乐。能说明印度文化重视存异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这显示出印度文化注重张扬个性，这种注重也许是印度人选择西方式的民主道路的心理前提吧。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则强调张扬共性，这种强调导致中国人认同集体利益优先，国家利益至上。
中国文化对共性的张扬，中国人固有的求同的思维定式，中国人国家观念的特别突出，使“有田同耕，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大同”思想大行其道。中国大部分时期处在统一的情况之下，使大同思想的产生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几千年来，“大同”思想在中国一直有市场，东汉的张鲁、东晋的陶渊明、清朝的洪秀全和康有为这几位主张天下大同的人物，特别是后者，曾受到毛泽东特别关注。毛泽东建国后公开表示已具备了实现康有为《大同书》的条件，找到了实现《大同书》的道路。他在发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时，曾宣布“前人乌托邦的理想，将在我们的手中实现”。就此可见从中国传统文化到近代主流意识，求同思维定式是多么明显。那么，印度人是否也追求大同社会呢？我的回答是一个字：“否”。印度几千年来大部分时间处在分裂的情况之下，绝大多数民众眼界局限于一土邦、一种族、一种姓、一村落甚至一家庭之内，大同思想的产生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更有甚者，重视存异、强调种姓的印度社会还通过各种方式论证贫富贵贱是前生决定的，是不可更改的。
国家观念在印度文化中相当淡薄
我到孟买后不久便前往班加罗尔市巡视，友人建议我前往麦索尔参观麦索尔王国王宫，那里离班加罗尔约3个小时汽车路程。金碧辉煌、王气犹存的王宫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然而，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并没有解除我心中的纳闷：麦索尔王朝是怎么回事？它与印度是什么关系？它与英国殖民当局又是什么关系？回到孟买，经详细参阅资料和向印度朋友请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即使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还有大小不等、名义上独立的土邦约700个。麦索尔王朝就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一个土邦，它的治下就是现在的卡拉塔克邦，它的官方语言就是卡拉塔克语。后来，我前往普纳市出差，参观了另一个土邦马拉塔王国王宫遗址，特意在国王当年会见外国使节的地方驻步观看，沉思良久。我终于领悟到了中印传统文化在国家观念问题上存在很大区别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国家观念突出，印度人特别是印度独立前的印度人，几乎没有国家观念，这是由两国不同的历史进程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几千年来始终是一个政治实体，因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忠报国”“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等传统观念成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而印度在历史上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这块古老的土地虽然生长、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印度文明，但是在政治上却始终处于小国林立的分裂状态。在5000年的文明史上，只有孔雀王朝、笈多王朝、莫卧尔王朝三次大统一的时期，统一的时期加起来只有689年，即使把英国殖民统治的190年加起来也只有879年。更何况，印度历史上的上述三次大统一，也并不彻底和巩固，即使在相对来说高度统一的阿育王统治下的孔雀王朝时期，也只是统一了大部分印度。千百年来，印度民众几乎没有国家的观念，只知道效忠于其所属的王国、种族、种姓或村落。我的这一认识在现任印度人民党政府外交部长贾斯旺特·辛格的新著《保卫印度》中得到了佐证。辛格说：从文明上讲，印度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但是“在国家和政治上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与中国相比，“印度始终就在没有国家的状态下存在；而中国的存在则从未离开过国家”。
由于这一明显区别，在印度历史上，社会精英人物大多更为关注自身如何尽早“解脱”人生苦海，进入无忧无虑的彼岸极乐世界，而不是像中国社会中的精英人物那样，从小就被教育要为国家建功立业。在中国历史上，在国家观念的影响下，追求“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爱国志士前赴后继，“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报国贤达层出不穷，而颂扬这种行为的典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比比皆是，即使许多揭竿而起的造反英雄，也是打着“替天行道”的口号，用今天的话来说，也是标榜为了国家利益。而印度则不一样，印度很少有类似于岳飞、文天祥、于谦、史可法、袁崇焕这样忠君爱国、杀身成仁的历史人物。
造反有理的思想在印度文化中没有地位
这里所说的造反，是指揭竿而起，用暴力推翻统治阶级。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起义不断，造反不断的历史，从陈胜、吴广起义，项羽、刘邦起义，赤眉绿林起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宋江、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朱元璋起义，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直到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以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真是一个个王朝在造反中倒塌，一顶顶王冠在造反中落地，一个个新政权又在造反中兴起。然而，当我来到印度以后，通过与印度朋友的交往和查找历史资料，我才忽然醒悟到，印度历史不是一部起义和造反的历史，没有一个印度主要王朝是由人民起义和造反推翻的。中国历史上不乏造反的传统，且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印度历史上则鲜有聚众造反，且无造反成功的先例。
造成这种区别的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同中印两国传统文化中关于造反的思想存在根本区别有内在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当然也有贬斥造反的思想，特别是统治阶级主导的主流舆论，从来都是贬斥造反。官修史书中，对流动着的武装农民起义，一律呼之为“流寇”。但是，中国许多封建皇帝本身就是造反起家的，他们必须证明他们的造反有理，以维护他们君临天下的合法性。因此，既然你能证明你的造反有理，事实上也就为别的人造反埋下了伏笔。印度历史上，没有哪个草民百姓通过聚众造反而成为王朝天子，因而，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自始至终认为造反无理，造反无利。原因无他，在印度人看来，人的一切是前生修来的，是命里注定的。正如《印度教：宗教与社会》一书的作者朱明忠教授与尚会鹏教授所说：“对一个印度教徒来说，‘前生’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决定性的力量，此生无论有什么遭遇都必须屈从。而对整个社会来说，业报思想等于宣布人的生活条件及地位的差异是合理的，对现实社会进行任何的改革和变动不仅没必要，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造反在被压迫者这一方的心理上就被阻断了。也正因为如此，印度人总体上来说是随遇而安，安贫乐道，穷不思变。
把毛泽东和甘地这两个伟人作一简单比较，很容易看到中印文化这一差别。我与印度学者交往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常常把毛泽东和甘地相提并论，认为毛泽东和甘地都使自己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建立了永垂不朽的历史功绩，但是他们都提到了毛泽东和甘地在造反与暴力问题上的根本区别。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其实，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造反有理这一点上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一思想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集中和成功的体现。陈胜、吴广起义时，大胆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项羽面对秦始皇，竟说“彼可取而代之”，等等。毛泽东对这些历史事实烂熟于胸，早在“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时候，便提出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呐喊，公开宣示了对旧中国的造反。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使用暴力对付敌人同用扫帚打扫灰尘相提并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与坚持非暴力的甘地确实形成了明显的区别。
甘地则把非暴力上升到真理的高度，反对使用暴力手段，即使是对在印度实行殖民统治，残酷剥削压迫印度人民的英国侵略者，也固守“非暴力与不合作”的态度。他这样说过：
“非暴力与真理是交织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两者不可分离。它们正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更确切地说，如同一个光滑的、没有任何印记的金属饼的两面。谁能说出，哪一面是正的，哪一面是反的呢？非暴力是手段，真理是目的。手段之所以作为手段，是因为它总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因此，非暴力就是我们的最高义务。如果我们注意运用这种手段，或迟或早一定能够达到目的。”
毛泽东崇尚暴力革命，甘地主张非暴力学说，孰是孰非不在本文探讨之列，但他们都得到了成功则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对造反、对暴力的不同观点，确实凸显了中印文化的一个根本区别。
外来文化对印度文化的影响
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相对要小，这使中国文化更显一脉相传的传承性，更显独领风骚的同质性，这种传承性、同质性是指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代代相传，没有中断。古巴比伦文明消亡了，古埃及文明消亡了，古印度文明流传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缺失、整合、再生的过程，不像中华文明始终保持自古以来的主体本色。也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的明显的传承性使中华文化的线条更清晰，更明显，或者说更简约。古印度文明不断遭受外来文明的侵蚀，迫使印度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明，不断整合自身内涵，因而印度文化的这种明显的复杂性导致印度文化看起来更具多样性。
同中国文化相比，外来文化给印度文化留下了更多、更深刻、更全面的影响。当然，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也留下了明显的影响，遍布各地的佛庙，那是印度文化的影响；天主教教堂，那是西方文化的影响；清真寺，那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麦当劳、肯德基、好莱坞电影，那是美国文化的影响，等等。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最大的影响，在古代是印度的佛教，在近代是发源于欧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无论是印度还是欧洲，都不是通过武力将这两者传播到中国，恰恰相反，是中国人中的精英人物，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将它们介绍到中国并实现了佛教和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印度则不一样，外来的雅利安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大英帝国文化，都是伴随着血与火才在印度扎下了根，并融入到印度本土文化之中。因此，外来文化对印度文化留下的烙印相对于对中国文化来说，则要明显得多，深刻得多。这一点是由印度历史和中国历史各自的特殊性决定的。
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在中国几千年来始终由中华民族自己统治着自己，这就决定了主流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即使是在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那也是中华民族内部的少数民族，而不是中华大地之外的异族在统治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仍然是中国文化。和印度相比较，中国主流文化始终是一个强势文化，而印度主流文化基本上可以说只是一个被征服者的文化。以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为例，尽管蒙古统治者开始并不认同中国主流文化，企图用游牧文化取代农耕文化，把大量的农田变为牧场，把境内的子民分为四等：一是蒙古人，二是色目人（中亚人），三是汉人，四是南方人。把职业分为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者的地位比娼妓还低。但是中国主流文化的自信和优势从来没有动摇过。蒙古人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汉民族，其帝国也只是建立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不久忽必烈不得不接受汉化政策，即承认中国的主流文化。但这改变不了元帝国的命运，不到百年它即寿终正寝。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中华文明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在南宋时期产生了程朱理学，在国难当头之际，整合了民众，完成了中国主流文化的延续和复兴。印度则不一样，数千年来多次遭受印度大地之外的异族的侵略，长期处在外来势力的统治之下，其主流文化不断为外来文化所影响、改造，甚至所取代。例如，公元前1500年至前1200年，雅利安人一手拿着战斧，一手拿着宗教经典《吠陀》，开始从西北大规模侵入，并逐渐向印东部扩张，在恒河的河套等地建立起城市。他们击败了曾创造了灿烂的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达罗毗荼人，标志着印度古老的土著文化从此失去了主流地位，印度由此进入吠陀时代。外来的雅利安文明即吠陀文明在印度生根以后，并未能阻止其他外族及其文化的入侵。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波斯人和希腊人先后入侵统治该地，并形成了与印内地政权相互对峙的局面。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希腊人、安息人、塞种人和大月氏人又相继入侵印度西北部，并建立了各自的政权，其中以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影响较大。阿拉伯人在公元8世纪初年创立伊斯兰教后不久，就在圣战的旗帜下远征印度次大陆，并占领了信德地区。之后，以此为据点，伊斯兰教势力不断扩张。公元12世纪后，统治阿富汗的伊斯兰廓尔王朝入侵印度，并在德里建都。廓尔王朝为突厥人所建，入主印度后先后经历了奴隶王朝、卡尔吉王朝、图格鲁克王朝、赛义德王朝和洛第王朝，统治印度长达300多年。
1526年，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洛第王朝为另一伊斯兰教王朝——莫卧尔王朝所取代。“莫卧尔”的英语原文是Mongolian，就是蒙古人，不知为什么在中文里翻译成了“莫卧尔”，其实，据实翻译，中国人反而容易理解，更好记住。莫卧尔王朝是蒙古——突厥族后裔巴布尔（从母系方面讲是成吉思汗的后裔）率军入侵印度、打败洛第王朝后建立的。巴布尔的儿子继承帝位后，一度被阿富汗人舍尔沙击败而流亡波斯，后在波斯的帮助下赶走了阿富汗人而得以复位。因此，当时，印度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宗教方面，都受到波斯的明显影响。
伊斯兰教以血与火征服了印度。从12世纪开始，历代印度王朝均为外族建立，阿富汗人、蒙古人、波斯人在不同时期在印度曾有全局性的影响，特别是他们都崇尚和推行伊斯兰教，这对印度文化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尽管相对落后的穆斯林入侵者在武力征服印度的过程中，逐渐被印度当地文明同化，但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对印度古老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毕竟是伤筋动骨的。例如，12世纪伊斯兰教入侵后，焚毁佛庙，杀害僧侣，曾经辉煌一时著名的那烂陀佛寺即在此时毁于战火。从此，曾在阿育王时期在印度赢得国教地位的佛教，在穆斯林入侵者的残酷镇压下，在印度走上了衰亡的道路。同时，印度教也曾受了伊斯兰文化的猛烈冲击，许多印度教徒先后改信伊斯兰教。
我曾先后参观多个古印度教庙宇，这些庙宇中的石雕神像，鬼斧神工，令人惊叹，相当一部分已列为联合国人类文化保护遗产。可惜，这些有着巨大文化价值的印度教庙宇，不少都留下了当年穆斯林入侵时大肆破坏的痕迹。被砍头的，被断手的，被开膛破肚的……我站在这些残缺的神像面前，耳边仿佛还听到他们在悲号，在哭泣。可以想象，当年，穆斯林文化伴随着血与火来到印度时，以印度教为核心的印度文化受到了怎样的摧残。
英国对印度近200年的殖民统治，对印度文化又起到了新的整合作用。英语作为有身份和有教养的人的象征在全国流行，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为社会精英阶层所认同，印度传统文化的大缸里，又多了一些“殖民文化”或“欧化”“西化”的成分。
印度文化在整体上是宗教文化
印度是世界上最富于宗教传统的国家之一，有宗教“万花筒”之称。根据印度2001年的人口普查，印度总人口为10.12亿。印度有六大宗教，其中印度教徒最多，约占人口的82％，穆斯林约占12.1％，基督教徒约占2.3％，锡克教徒约占1.9％，佛教徒占0.8％，耆那教教徒约占0.4％，不信教者仅占0.5％。如果加上拜火教徒和近代传入的巴哈伊教徒以及一些地方信仰，可以说印度几乎是全民信教，宗教对印度人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远弗至，人以宗教分群，物以宗教定性。说印度是一个宗教王国一点也不夸张。这是我们这些生活在无神论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所难以想象的。由于几千年宗教习俗和文化的渗透，宗教已深入民众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乃至国家政治的各个方面。而有着8亿多信徒的印度教，以其宣扬轮回转世、精神修炼以及最终得到个人精神解脱的教义，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出了印度民族的总体内向性和共同的宗教情怀。
很多次，我遇到新的印度朋友，他们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最大的宗教是什么？中国人信仰什么神？上帝？还是佛陀？”当我回答：“中国最大的宗教是佛教，中国到处都有佛庙”时，他们露出满意的神情。然而，当我回答：“我不信神，大多数中国人像我一样不信神”的时候，他们流露出的惊讶之状，好像是遇到了外星人。在他们看来，只有野蛮人不信神，而中国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中国人怎么能不信神呢？
印度较大的节日有百个之多，绝大多数节日是宗教节日，最热闹的节日是宗教节日，庆祝时间最长的节日也是宗教节日。节日的庆祝时间长短不一，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庆祝规模有大有小，大的多达上百万人参加。2003年9月9日，马邦政府在孟买海滨大道旁海滩上举行一年一度的象头神节庆祝活动，我应邀出席观礼。象头神是智慧和吉祥之神，传说孟买是象头神的故乡。早在象头神节开始的前半个月左右时间，信徒们就开始用黏土制作千姿百态的象神头像，连续几天时间里，来自孟买周边数百里地方的印度教徒，源源不断地驱车而来，把他们亲手制作的塑像送回大海。成千上万辆汽车朝孟买海滩赶来，虔诚的印度教徒也从全国各地赶来孟买欢度节日。街上人山人海，全城警察出动维持秩序，场面如此壮观，观者无不为之动容。邦政府在节日高潮的那一天，在海滩为高官和外国使节搭起检阅台，邦最高行政长官——首席部长辛德亲自发表讲话。面对上百万如此虔诚的信徒，我的心确实为宗教的力量所震撼。在宗教节日期间，许多商店都要关门，也许商家认为，比起赚钱来，庆祝宗教节日更为重要。
在印度，最引人注目的名胜古迹是宗教建筑和遗址，最热闹繁华的地方是神庙，最精美的手工艺品是神像和祭祀用品，最干净的地方是庙宇。虽然新德里、孟买、马德拉斯等大都市街头的卫生状况让人实不敢恭维，但神庙却干净得几乎一尘不染。光滑如镜的大理石或马赛克装饰其内，如山的鲜花摆放在入口处，寺庙口的铃声不断，教徒们的颂经声远近可闻，祭司们衣着整洁、神采飞扬。印度所有寺庙香火旺盛，气氛庄严神圣。到寺庙来的人表情严肃，虔诚恭敬。所有进入寺庙者都必须脱鞋。
现在的印度宪法规定，印度是一个世俗国家，但宗教对人们的影响仍然超出我的想像。有一次，我夫人和几个同事驱车一个小时，应约到一家商场购买莎丽面料，到了那里，店主还没有来，商店也没有开门。和店主几次打电话，对方都回答“就来，就来”，结果她们等了近两个小时。好不容易店主来了，他却不慌不忙，整衣净手，献花敬香，双手合十，先敬了神再说。还有一次，我宴请柯棣华大夫的4个妹妹和其他在孟买的亲属，他的二妹没有来，原来，那一天是她斋戒的日子，每个礼拜她都要斋戒两天！
受中国世俗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对在宗教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印度人的一些行为有时确实难以理解，这种难以理解恰恰是了解中印文化差异的切入点。一次，一个来印度访问的中国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天，为了赶上航班，他们起得特别早，原打算乘公共汽车到机场，但早晨车少，为了不误点，便改变主意坐出租车。找到一位出租车司机后，司机却并不打算立即送他们去。他们声明愿付双倍的车费，请他送他们到机场。中国朋友认为，这样好的生意料想他不会拒绝，可他的回答却令他们大感意外：“不，先生，我还没做祈祷呢！”这也折射出了中印文化的一个差别吧？
数千年前开始，人类的先贤大哲智士圣人们，就已开始思考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古印度的思想家、哲学家们，如佛教创始人佛陀、耆那教创始人大雄，更多地思考人与神的关系，所以印度的神学特别发达，宗教意识特别浓厚，神也特别多。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则更多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中国的人学特别发达，人际关系特别复杂，神的影响从来没有超过人的影响，特别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世俗权力的影响。相比之下，古希腊的圣人们，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阿基米德，等等，却更多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西方的自然科学特别发达。这些基本的思想源流，尽管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然会对有关国家的文化发展的走向和态势产生影响，仍然会使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别继续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