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 位
我最感到愉快的一件事是展阅许多读者好友的来信。有许多信令我兴奋，有许多信令我感动，有许多信令我悲痛，有许多来信令我发指。
最近有一位读者给我的信，劈头就说：“你是没有固定的地位的，所以你肯奋斗，这是我所以特别敬重你的缘故。”下面他接着下去讨论些别的事情。
我凝望着劈头这三句话，静思了好些时候。我当然很感谢他的好意，把“肯奋斗”的话来勉励我，虽则我自己是十分惭愧，对社会并未曾“奋斗”出什么好的贡献。他认为一个人肯奋斗，是因为他没有固定的地位。这一点却很引起我的研究兴味。什么是“固定的地位”，这位读者并未加上什么解释。猜度他的意思，也许是指稳定的地位。例如失业的人，他的地位便不稳定。失了业的人，或是所有的职业已靠不住的人，想法得到职业，或得到稳定的职业，这是人情之常，不但未可厚非，而且是很应该的事情。但得到职业或职业稳定以后，未必就不肯奋斗。所以我转念又觉得这位读者所指的“地位是会有使人堕落的效用”，至少是含有使人保守不求前进的效用。例如做了资本家，做了大官僚之类的东西。倘若这个猜度是对的，那末所谓“奋斗”也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因为未得到这样的地位，所以要奋斗去得到；一种是因为没有这种地位使一个人腐化或保守，所以他能向较有贡献于社会的方面奋斗。前一种的奋斗是不值得“敬重”的，所以我想那位读者所指的是后一种的奋斗：即不是为着自己的地位干，是为着社会的或大众的福利干。
倘若我们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个人的地位原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尤其在中国现在所处的地位，我们尤其要撇开个人地位的私念，同心协力于增高国家民族的地位。多在国外游历的人们，对于这一点应该有更深刻的感触。无论你怎样神气活现，无论你在国内是有着怎样高的地位，他们看去都是中国人——本来都是中国人——他们若看不起中国，任何中国人当然也都不在他们眼里。华侨的爱国心比较热烈，这便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只要想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怎样，个人的地位就更不足计较了。
当然，我们所努力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增高并不是要步武侵略国的行为，并不是羡慕侵略国的国际地位。我们要首先努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努力使中华民国达到自由平等的地位。当前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是我们做中国人的每个人心坎中所明白的；当前什么是我们民族解放的大障碍物，什么是我们国家自由平等的刽子手，是我们的中国人的每个人心坎中所明白的。说得实在些，中国在国际上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了地位！你看见哪一个独立的国家可以坐视敌人的铁骑横行，宰割如意，像现在的中国吗？你在各国报章杂志上看到批评中国的文字，总可以看到“中国”这个名词是常常和世界上已亡的国家相提并论的。我们看着当然是要气愤的。在这种时候，谁的心目中都只有“中国”这个观念，都只有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怎样的念头，至于个人的地位怎样，是抛诸九霄云外的了，但是徒然气愤没有用，我们现在必须集中火力对付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的残酷的侵略；这是当前惟一的第一件大事，是要我们全国万众一心，勇往奔赴的。只须这第一件大事成功之后，什么其他的问题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到那时我们的宪法里也尽可以订有：
“中国对于因保护劳动者利益，或因他们的科学活动，或因争取民族解放而受控告的外国公民，都予以庇护权。”
这是我们的民族国家未来的光明的地位，是要我们用热血作代价去换来的，是要我们肩膀紧接着肩膀，对准着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作殊死战去获得的。
让我们抛开各个人的地位，共同起来争取中华民国的自由平等的地位吧！
波 动
七八年来，我的脑际总萦回着一个愿望，要创办一种合于大众需要的日报。在距今四年前，由于多数读者的鼓励和若干热心新闻事业的朋友的赞助，已公开招股筹办，于几个月的短时期内招到了十五万元的股本，正在准备出版，不幸以迫于环境，中途作罢，股款连同利息，完全归还。这事的经过，是读者诸友所知道的。但是要创办一种合于大众需要的日报，这个愿望仍继续地占据了我的心坎，一遇着似乎有实现这件事的可能性的机会，即又引起我的这个潜伏着的愿望的波动。
有一位老友在香港住过几个月，去年年底到上海，顺便来访问我，无意中谈起香港报界的情形；据说在那个地方办报，只须不直接触犯英国人的利益，讲抗敌救国是很有自由的，而且因为该地是个自由港，纸张免税，在那里办报可从纸张上赚些余利来帮助维持费，比别处日报全靠广告费的收入，有着它的特点的优点。这位老友不过因谈到香港的状况而顺便提及香港报界的一些情形，他虽言之无意，我却听之有心，潜伏在我心坎里多时的那个愿望又起了一次波动。
今年（1936年——编者）的3月间，我便带着这样暗示的憧憬到香港去看看。我先找些当地新闻界的朋友谈谈。我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是因为在文字上久已成了神交，所以很承蒙他们热诚指教，认为可以办。
于是我便想到经费。我坚决地认为大众的日报不应该是一两个大老板出钱办的，所以我无意恳求一两个大老板的援助；又坚决地认为大众的日报应该要完完全全立于大众的立场，也不该由任何一党一派出钱办的，所以我也无意容纳任何党派的援助。结果当然想到公开招股的办法。但是公开招股无论怎样迅速，不是在很短的时期内所能完成的，尤其是因为要顾到入股大众的利益和创办者的信用起见，我们决定在公司创立还未开幕以前，对已收到的股款不应先有丝毫的动用。要印日报，非自备印刷机不可，因为找不到相当的印刷所来承印。办报自备印刷机，是一项很大的开支，这是又一个难题！
但是事有凑巧，不久有一个印刷公司因为要承印一家日报，从德国买到了一个1935年式的最新印刷机，每小时能印日报一万九千份。那家报的每日印数只有一万份，所以这部印刷机很有充分的时间余下来再承印另一家报。这个意外的机会使我兴奋起来，因为印刷机无须自备，这至少在短时期内使我们在经济上轻松了许多，至于此外的开办费和暂时的维持费，那是有设法的可能的。
这样，我才开始筹备。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已收到的股款，在公司创立还未开幕以前，不应先有丝毫的动用，我当然要严守这个原则。但是要先把《生活日报》试办起来，是不能不用钱的。我便和在上海的几位热心文化事业的好友商量，由我们几个人辗转凑借了一笔款子，经过一个多月的特别快的筹备苦工，到6月7日那一天，七八年来梦寐萦怀的《生活日报》居然呱呱坠地了！其实在香港的读者和它第一次见面虽在6月7日的早晨，而这个孩子的产生却在6日的深夜。那天夜里我一夜没有睡，自己跑到印刷所里的工场上去。我亲眼看着铸版完毕，看着铸版装上卷筒机，看着发动机发动，听着机声隆隆——怎样震动我的心弦的机声呵！第一份《生活日报》刚在印机房的接报机上溜下来的时候，我赶紧跑过去接受下来，独自拿着微笑。那时的心境，说不出的快慰的心境，不是这支秃笔所能追述的！这意思并不是说我对于这个“处女报”的格式和内容已觉得满意——不，其实还有着许多的不满意——但是我和我的苦干着的朋友们的心血竟得到具体化，竟在艰苦困难中成为事实，这在当时的我实不禁暗中喜出了眼泪的！我知道这未免有些孩子气，有些“生惕门陀”（Sentimental），但是人究竟是感情的动物，我也就毫不隐饰地很老实地报告出来。
我们因为试办的经费是由几个书呆子勉强凑借而成的，为数当然很有限，所以报馆是设在贫民窟里，经过了不少的困难和苦斗。
如今追想前尘影事，虽觉不免辛酸，但事后说来，也颇有趣，下次再谈吧。
贫民窟里的报馆
我在上次和诸君谈过，我们在香港的报馆因为试办的经费是由几个书呆子勉强凑借而成的，为数很有限，所以是设在贫民窟里。
但是说来好笑，我正在香港贫民窟里筹办报馆的时候，香港有一家报纸登出一段很肯定的新闻，说我被广西的当局请到南宁去，担任广西省府的高等顾问，同时兼任南宁《民国日报》总主笔和广西大学教授，每月收入在六百元以上云云。你看这多么阔！不但“顾问”，而且是“高等”；不但兼了“总主笔”，而且还兼着“大学教授”！一身兼这样的要职三个，依我们所知道的一般情形看来，每月收入仅仅在六百元以上，似乎还未免过于菲薄的。但是在我这样的一个穷小子看来，确觉得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而且老实说，确也有些垂涎欲滴！因为我自从结束苦学生的生活，在社会里混了十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赚过这样大的薪水。自从在十年前因《生活》周刊业务发达，我不得不摆脱其他一切兼职——要附带声明的是这里没有什么“高”，没有什么“总”，也没有什么“大”，只是有着夜校教员之类的苦工——用全副精神来办这个刊物，计算起来，每月收入总数还少去十块大洋，十年来一直是这样。我有大家族的重累，有小家庭的负担，人口日增，死病无常，只靠着一些版税的收入贴补贴补；因为出国视察借了一笔款子，有好几本著作的版税已不是我自己的，除把版税抵消一部分，还欠着朋友们几千块钱，一时无法偿还；不久以前一个弟弟死了，办丧事要举债；最近有一个庶母死了，办丧事又要举债。好了，不噜苏了，在这样严重的国难里面几乎人人都有“家难”的时代，我知道诸君里面有着同样痛苦或更厉害的痛苦的一定不少，我不该多说关于个人的诉苦的话，我只是说像我们这样的穷小子，“每月收入在六百元以上”并不是用不着，但是我们为保全在社会上的事业的信用，我们绝不能无条件地拿钱，而且我们知道仅仅孜孜于在各个人的圈子里谋解决，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话越说越远，我不得不请诸君原谅，现在再回转头来谈谈在香港贫民窟里办报的事情吧。我在香港只是在贫民窟里办报，从未到过广西，所以谁做了广西政府的“高等顾问”等等，我不得而知，所知道的只是在香港的贫民窟里所办的那个报馆。
香港的市面和大多数的居民是在山麓，这是诸君所知道的。在这里你要看看豪华区域和贫苦区域的对比，比在任何处来得便当，因为你只要跑到山上的高处俯瞰一下，便看得见好像汪洋一大片的所谓西营盘和它的附近地方，都是些狭隘龌龊的街巷和破烂不堪的房屋，像蚁窟似的呈现在你的眼前。但是除了这样整批的贫民窟之外，在热闹的市面，于广阔的热闹街道的中间，也夹有贫民窟，这可说是零星的贫民窟。我们的报馆一面要迁就热闹市面的附近，一面又出不起那昂贵的屋租，所以便选定了一个零星贫民窟里的一条小街上的一所小屋——就是也许已为诸君所耳熟的利源东街二十号。
这一条短短的小街虽在贫民窟里，虽然汽车货车不许进去，地势却很好，夹在最热闹的德铺道和皇后大道的中间，和印刷所也很近。这屋子号称三层楼，似乎和“高等顾问”有同样阔绰的姿态，但是每层只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房间，房间的后面有一个很小的厨房，前面临街有一个窄得只够立一个人的露台。至于屋子材料的窳陋，那是贫民窟房屋的本色，不足为怪。天花板当然是没有的，你仰头一望，便可看得见屋顶的瓦片。上楼是由最下层的铺面旁边一个窄小的楼梯走上去的。你上去的时候，如不凑巧有一个人刚从上面下来，你只得紧紧地把身体贴在墙上，让他唯我独尊地先下来；这好像在苏州狭隘的街上两辆黄包车相碰着，有着那样拥挤不堪的滑稽相。屋子当然是脏得不堪，但是因为包括铺面的关系，每月却要租一百块钱。我承蒙一位能说广东话的热心朋友陪着到经租账房那里去，往返商量了好几趟，在大热天的炎日下出了好几次大汗，总算很幸运地把每月屋租减到九十块钱。
这样脏得不堪的房子，当然需要一番彻底的粉刷，否则我实在不好意思请同事踏进去；并不是嫌难看，要努力办事不得不顾到相当的健康环境。可是那里的粉墙经过粉刷了五次，才有白的颜色显露出来。泥水匠大叫倒霉，因为他接受这桩生意的时候，并未曾想到要粉刷到五次才看得见白色。我不好意思难为他，答应他等到完全弄好之后，加他一些小费。那个窄小的楼梯，是跑二楼和三楼必经之路，楼梯上的木板因年久失修，原来平面的竟变成了凹面的了，有的还向下斜，好像山坡似的，于是不得不修的修，换的换，这也是和房东办了许多交涉而勉强得到的。
谈起来似乎琐屑，在当时却也很费经营，那是小便的地方。
在那贫民窟的屋子里，一般人的习惯，厨房里倒水的小沟（楼上也有，由水管通到下面去），同时就是小便的所在，所以厨房和楼下的屋后小弄，便是臭气薰蒸的区域。报馆里办事的人比较的多，需要小便的人无法使它减少，如沿用一般人的办法，大家恐怕要薰得头痛，无法办公了。说的话已多，这事怎样解决，只得且听下回分解吧。
大声疾呼的国文课
当时我进的中学还是四年制。这中学是附属于南洋公学的（当时南洋公学虽已改称为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但大家在口头上还是叫南洋公学），叫做“中院”。大学部叫做“上院”，分土木和电机两科。中院毕业的可免考直接升入上院。南洋公学既注重工科，所以它的附属中学对于理化、算学等科目特别注重。算学是我的老对头，在小学时代就已经和它短兵相接过，但是在中学里对于什么“代数”、“几何”、“解析几何”、“高等代数”等等，都还可以对付得来，因为被“向上爬”的心理推动着，硬着头皮干。在表面上看来，师友们还以为我的成绩很好，实际上我自己已深知道是“外强中干”了。
但是南洋公学有个特点，却于我很有利。这个学校虽注重工科，但因为校长是唐尉芝先生（中院仅有主任，校长也由他兼），积极提倡研究国文，造成风气，大家对于这个科目也很重视；同时关于英文方面，当时除圣约翰大学外，南洋公学的资格算是最老，对于英文这个科目也是很重视的。前者替我的国文写作的能力打了一点基础；后者替我的外国文的工具打了一点基础。倘若不是这样，只许我一天到晚在XYZ里面翻筋斗，后来要出行便很困难的了。但是这却不是由于我的自觉的选择，只是偶然的凑合。在这种地方，我们便感觉到职业指导对于青年是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
自然，自己对于所喜欢的知识加以努力的研究，多少都是有进步的，但是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唐先生既注意学生的国文程度和学习，蹩脚的国文教员便不敢滥竽其间，对于教材和教法方面都不能不加以相当的注意。同时国文较好的学生，由比较而得到师友的重视和直接的鼓励，这种种对于研究的兴趣都是有着相当的关系的。
我们最感觉有趣味和敬重的是中学初年级的国文教师朱叔子先生。他一口的太仓土音，上海人听来已怪有趣，而他上国文课时的起劲，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他对学生讲解古文的时候，读一段，讲一段，读时是用着全副气力，提高嗓子，埋头苦喊，读到有精彩处，更是弄得头上的筋一条条的现露出来，面色涨红得像关老爷，全身都震动起来（他总是立着读），无论哪一个善打瞌睡的同学，也不得不肃然悚然！他那样用尽气力的办法，我虽自问做不到，但是他那样聚精会神，一点不肯撒烂污的认真态度，我到现在还是很佩服他。
我们每两星期有一次作文课。朱先生每次把所批改的文卷订成一厚本，带到课堂里来，从第一名批评起，一篇一篇的批评到最后，遇着同学的文卷里有精彩处，他也用读古文诗的同样的拼命态度，大声疾呼地朗诵起来，往往要弄得哄堂大笑。但是每次经他这一番的批评和大声疾呼，大家确受着很大的推动；有的人也在寄宿舍里效法，那时你如有机会走过我们寄宿舍的门口，一定要震得你耳聋的。朱先生改文章很有本领，他改你一个字，都有道理；你的文章里只要有一句有精彩的活，他都不会抹煞掉。他实在是一个极好的国文教师。
我觉得要像他那样改国文，学的人才易有进步。有些教师尽转着他自己的念头，不顾你的思想；为着他自己的便利计，一来就是几行一删，在你的文卷上大发挥他自己的高见。朱先生的长处就在他能设身处地替学生的立场和思想加以考虑，不是拿起笔来，随着自己的意思乱改一阵。
我那时从沈永癯先生和朱叔子先生所得到的写作的要诀，是写作的内容必须有个主张，有个见解，也许可以说是中心的思想，否则你尽管堆着许多优美的句子，都是徒然的。我每得到一个题目，不就动笔，先尽心思索，紧紧抓住这个题目的要点所在，古人说“读书得间”，这也许可以说是要“看题得间”；你只要抓住了这个“间”，便好像拿着了舵，任着你的笔锋奔放驰骋，都能够“搔到痒处”和“隔靴搔痒”的便大大的不同。这要诀说来似乎平常，但是当时却有不少同学不知道，拿着一个题目就瞎写一阵，写了又涂，涂了又写，钟点要到了，有的还交不出卷来，有的只是匆匆地糊里糊涂地完卷了事。
一幕悲喜剧
在我再续谈《生活》周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两件事可以先谈一谈。第一件是关于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时事新报馆。
第一件虽是关于个人的私事，但是也脱不了当时的社会思潮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接着“五·四”运动以后的动向，打倒“吃人的礼教”，也是其中的一个支流，男女青年对于婚姻的自由权都提出大胆的要求，各人都把理想的社会和理想的家庭混做一谈，甚至相信理想的社会必须开始于理想的家庭！我在当时也是这许多青年里面的一分子，也受到了相类的影响，于是我的婚姻问题也随着发生过一次的波澜。
我的父亲和我的岳父在前清末季同在福建省的政界里混着，他们因自己的友谊深厚，便把儿女结成了“秦晋之好”，那时我虽在学校时代，“五·四”运动的前奏还未开幕，对于这件事只有着糊里糊涂的态度。后来经过“五·四”的洗礼后，对这件事才提出抗议。
我的未婚妻叶女士是一位十足的“诗礼之家”的“闺女”，吟诗读礼，工于针黹，但却未进过学校。这虽不是没有教育的女子，但在当时的心理，没有进过学校已经是第一个不满意的事实，况且从来未见过面，未谈过话，全由“父母之命”而成的婚约，那又是第二个不满意的事实。但是经我提出抗议之后，完全和“五·四”
运动的洗礼毫不相干的两方家长固然大不答应，就是我的未婚妻也秉着“诗礼之家”的训诲，表示情愿为着我而终身不嫁。于是这件事便成了僵局。但是因为我的求学费用，全由我自己设法维持，家里在经济上无从加我以制裁，无法干涉我的行动。在两方不相下的形势里面，这件事便搁了起来。直到我离开学校加入职业界以后，这件事还是搁着。但是我每想到有个女子为着我而终身不嫁，于心似乎有些不忍，又想她只是个时代的牺牲者，我再坚持僵局，徒然增加她的牺牲而已，因此虽坚持了几年，终于自动地收回了我的抗议。
我任事两三年后，还清了求学时的债务，多下了几百块钱，便完全为着自己的结婚，用得精光。我所堪以自慰的是我的婚事的费用完全由自己担任，没有给任何方面以丝毫的牵累。家属不必说，就是亲友们，我也不收一文的礼。婚礼用的是茶点，这原也很平常，不过想起当时的“维新”心理，却也有可笑处。行礼的时候新郎要演说，那随他去演说好了，又要勉强新娘也须演说；这在她却是个难题，但是因为迁就我，也只得勉强说几句话；这几句话的临时敷衍，却在事前给她以好几天的心事。这也罢了，又要勉强岳父也须演说。这在男子原不是一个很难的题目，可是因为我的岳父是百分的老实人，生平就未曾演说过，他自问实在没有在数百人面前开口说话的勇气，但是也因为要迁就我，也只得勉强说几句话。
他在行礼前的几天，就每天手上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几十个字的短无可短的演说词，在房里踱着方步朗诵着，好像小学生似的“实习”了好几天。可是在行礼那天，他立起来的时候，已忘记得干干净净，勉强说了三两句答谢的话就坐了下来！我现在谈起当时的这段情形，不但丝毫不敢怪我的岳父，而且很怪我自己。他老人家为着他的自命“维新”的女婿的苛求，简直是“鞠躬尽瘁”地迁就我。我现在想来，真不得不谢谢他的盛情厚意，至少是推他爱女的心理而宽容了我。我现在想来，当时不该把这样的难题给他和他的女儿做。
结婚后，我的妻待我非常的厚。她的天性本为非常笃厚，尤其是对于她的母亲。我们结婚不到两年，她便以伤寒症去世了。她死了之后，我才更深刻地感到她的待我的厚，每一想起她，就泪如泉涌地痛哭着。她死后的那几个月，我简直是发了狂，独自一人跑到她的停柩处，在灵前对她哭诉！我生平不知道什么叫做鬼，但是在那时候——在情感那样激动的时候——并无暇加以理解，竟那样发疯似的常常跑到她的灵前哭着诉着。我知道她活的时候是异常重视我的，但是经我屡次的哭诉，固然得不到什么回答，即在夜里也没有给我什么梦。——老实说，我在那时候，实在希望她能在梦里来和我谈谈，告诉我她的近况！这种发疯的情形，实在是被她待我过厚所感动而出于无法自禁的。我在那个时候的生活，简直完全沉浸于情感的激动中，几于完全失去了理性的控制。
看守所
苏州高等法院是在道前街，我们所被羁押的看守分所却在吴县横街，如乘黄包车约需20分钟可达。凑巧得很，在我们未到的三个月前，这分所刚落成一座新造的病室。这个病室虽在分所的大门内，但是和其余的囚室却是隔离的，有一道墙隔开。这病室有一排病房，共六间；这排病房的门前有个水门汀的走廊，再出去便是一个颇大的泥地的天井；后面靠窗处有个狭长的天井，在这里有一道高墙和隔壁的一个女学校隔开。各病房是个长方形的格式，沿天井的一边有一门一窗，近高墙的一边也有一个窗。看守所的病室当然也免不了监狱式的设备，所以前后的窗下都装有铁格子，房门是厚厚的板门，门的上部有一个五寸直径的小圆洞，门的外面有很粗的铁闩，铁闩上有个大锁。夜里在我们睡觉以后，有看守把我们的房门锁起来；早晨7点钟左右，他再把这个锁开起来。此外附在这座病室旁边的，右边有一个浴池式的浴室（即浴室里面是用水门汀造成的一个小浴池），左边有两个房间是看守主任住的。天井和外面相通的地方有两道门：靠在里面的一个是木栅门；出了这木栅门，经过一个很小的天井，还有一个门，那门的格式和我们的房差不多，上面也有个小圆洞。在这两道门的中间，白天有一个穿制服的看守监视着。夜里我们睡了以后，一排房门的前面也有一个看守逡巡着，一直巡到天亮。他们当然要轮班的，大概每四小时一班。另外有一个工役，穿着灰布的丘八的服装，替我们做零碎的事务，如扫地、洗碗、开饭和预备热水、开水等等。他姓王，我们就叫他做“王同志”。这位“王同志”是当兵出身，据说以前在北伐军里面曾经上战场血战过十几次，不过他说：“打来的成绩归长官，小兵是没有分的。”他知道了我们被捕的原因之后，也很表示同情。
我们所住的病房是一排六间，上面已经说过。各房的门楣上有珐琅牌子记着号数。第一号和第六号的房间是看守和工役住的；第二号用为我们的餐室和看书写字的地方；第三号是沈王两先生的卧室；第四号是李沙两先生的卧室；第五号是章先生和我的卧室。
餐室里有两张方桌，我们买了两块白台布把两个桌面罩起来，此外有几张有靠背的中国式的红漆椅子，几张骨牌凳。天气渐渐地寒冷起来，经检察官的准许后，我们自己出费装了一个火炉。我们几个人每日的时间多半都消磨在这个餐室里面。每个病房本来预备八个人住的，原有八个小木榻，现在为着我们，改用了两个小铁床，上面铺着木板，把原来的八个小木榻堆叠在一角。这样的小铁床，我们几个人睡在上面都还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不免苦了大块头的王造时先生！王先生的高度并不比我们其他的几个人高，但是他却是从横的方面发展；睡在这样的小铁床上面，转身是一件很费考虑的工作，一不留神，恐怕就要向地上滚！沈先生用的本来也是小铁床，后来他的学生来探望他，看见他们所敬爱的这位高年老师睡的是木板，很觉不安，买了一架有棕垫的木床来送给他。沈先生最初不肯用，说我们六人既共患难，应有难同当，他个人不愿单独舒适一些；后来经过我们几个人再三劝说，他才勉强收下来用。沈先生的学生满天下，对于他总是非常敬爱，情意殷勤，看了很令人感动。
我一方面钦佩这些青年朋友的多情，一方面也钦佩沈先生的品德感动他的学生的那样深刻。
我们虽有一个浴池式的浴室，但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屡次修不好，所以一次都未曾用过。我们大家每逢星期日的夜里，便在餐室里洗澡。用的是一个长圆式的红漆木盆。因为天气冷，夜里大家仍须聚在餐室里面，所以一个人在火炉旁大洗其澡的时候，其余几个人仍照常在桌旁坐着；看书的看书，写信的写信，写文的写文，有的时候下棋的下棋，说笑话的说笑话。先后次序用拈阄的办法。第一次这样“公开”洗澡的时候，王造时先生轮着第一，水很热，他又看到自己那个一丝不挂的胖胖的身体，大叫其“杀猪”！以他的那样肥胖的体格，自己喊出这样的“口号”，不禁引起了大家的狂笑！以后我们每逢星期日的夜里洗澡，便大呼其“杀猎”，虽则这个“口号”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
转 变
《生活》周刊所以能发展到后来的规模，其中固然有着好多的因素，但是可以尽量运用本刊自身在经济上的收入——尽量运用这收入于自身事业的扩充与充实——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关于这一点，我在上次已经略为谈过了。所以能办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感谢职业教育社在经济上的不干涉。但是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尤其不得不感谢职业教育社的，是《生活》周刊经我接办了以后，不但由我全权主持，而且随我个人思想的进展而进展，职业教育社一点也不加以干涉。当时的《生活》周刊还是附属于职业教育社的，职业教育社如要加以干涉，在权力上是完全可以做的，我的惟一办法只有以去就争的一途，争不过，只有滚蛋而已。但是职业教育社诸先生对我始终信任，始终宽容，始终不加以丝毫的干涉。就这一点说，《生活》周刊对于社会如果不无一些贡献的话，我不敢居功，我应该归功于职业教育社当局的诸先生。
《生活》周刊初期的内容偏重于个人的修养问题，这还不出于教育的范围；同时并注意于职业修养的商讨，这也还算不出于职业指导或职业教育的范围。在这个最初的倾向之下，这周刊附属于职业教育社，还算是过得去的。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的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面痛击；虽则我们自始就不注重于个人，只重于严厉评论已公开的事实，但是事实是人做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有势力的人做出来的；因严厉评论事实而开罪和事实有关的个人，这是难于避免的。职业教育社的主要职责是在提倡职业教育，本来是无须卷入这种漩涡里面去的，虽职业教育社诸先生待我仍然很好，我自己却开始感到不安了。不但如此，《生活》周刊既一天天和社会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决不能从个人主义做出发点；如和整个社会的改造脱离关系而斤斤较量个人的问题，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点了。我个人是在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做到这里，学到这里，除在前进的书报上求锁钥外，无时不皇皇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后半期的《生活》周刊的新的进展也渐渐开始了。研究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多少是含着冲锋性的，职业教育社显然也无须卷入这种漩涡里面去，我的不安更加甚了。幸而职业教育社诸先生深知这个周刊在社会上确有它的效用，不妨让它分道扬镳向前干去，允许它独立，由生活周刊社的同人组成合作社，继续努力。在这种地方，我们不得不敬佩职业教育社诸先生眼光的远大，识见的超卓，态度的光明。
生活周刊社以及由它所脱胎的文化机关，都是合作社的性质；关于这一点，我在《萍踪寄语》初集里面也曾经略有说明，在这里不想重述了。回想我和几位“患难同事”开始为文化事业努力到现在，我们的确只是以有机会为社会干些有意义的事为快慰，从没有想要从这里面取得什么个人的私利。我所以要顺便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社会上有些人的观念，看到什么事业办得似乎有些像样，便想到办的人一定发了什么财！有些人甚至看得眼红，或更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卑鄙心理，硬说你已成了“资本家”，或诬蔑你括了多少钱！他们不管在我们的合作社里，社员最大的股款不得过二千元，到了二千元就根本没有任何利息可拿，五百元以上的股本所得的利息（倘若有的话），比二百五十元以下的股本所得的要少一倍。这可以造成什么“资本家”或刮钱的机关吗？我和一班共同努力于文化事业的朋友们，苦干了十几年，大家还是靠薪水糊口养家。我们并不觉得什么不满意，我们的兴趣都在文化事业的本身。像我这样苦干了十几年，所以能得到许多朋友们不顾艰难地共同努力，所以能够始终得到许多共同努力的朋友们的信任，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始终未曾为着自己打算，始终未曾梦想替自己刮一些什么。不但我这样，凡是和我共同努力于文化事业的朋友们都是这样的。
社会的信用
《生活》周刊突飞猛进之后，时时立在时代的前线，获得国内外数十万读者好友的热烈的赞助和深挚的友谊，于是所受环境的逼迫也一天天加甚。我参加蔡孑民、宋庆龄诸先生所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不久以后，便不得不暂离我所爱的职务而作欧洲之游。
在这时候的情形，以及后来在各国的状况，读者诸君可在《萍踪寄语》初集、二集和三集里面看到大概。我于前年9月初由美回国，刚好环游了地球一周，关于在美几个月考察所得，都记在《萍踪忆语》里面，在这里不想多说了。回国后主办《大众生活》反映全国救亡的高潮，现在有《大众集》留下了这高潮的影像。随后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这在本书《在香港的经历》一文里可见一斑。
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我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
十几年来在舆论界困知勉行的我，时刻感念的是许多指导我的师友，许多赞助我的同人，无量数的同情我的读者好友；我常自策勉，认为报答这样的深情厚惠于万一的途径，是要把在社会上所获得的信用，完全用在为大众谋福利的方面去。我深刻地知道，社会上所给我的信用，绝对不是我个人所造成的，是我的许多师友、许多同人以及无量数的读者好友直接间接所共同造成的。因此也可以说，我在社会上的信用不只是我的信用，也是许多师友、许多同人乃至无量数的读者好友所共有的。我应该尽善地运用这种信用，这不只是对我自己应负的责任，也是对许多师友、许多同人乃至对无量数的读者好友所应负的责任。
我这信用绝对不为着我个人自己的、私的目的而用，也不被任何个人或任何党派为着私的目的所利用，我这信用只许为大众而用。在现阶段，我所常常考虑的是：怎样把我所有的能力和信用运用于抗敌救亡的工作？
我生平没有私仇，但是因为现实的社会既有光明和黑暗两方面，你要立于光明方面，黑暗方面往往要中伤你，中伤的最容易的办法，是破坏你的社会上的信用。要破坏你在社会上的信用，最常见的方法是在金钱方面造你的谣言。
我主持任何机关，经手任何公款，对于账目都特别谨慎；无论如何，必须请会计师查账，得到证书。这固然是服务于公共机关者应有的职责，是很寻常的事情，本来是不值得提起的。我在这里所以还顺便提起的，因为要谈到社会上有些中伤的造谣阴谋，也许可供处世者避免陷害的参考。
也许诸君里面有许多人还记得，在马占山将军为抗敌救国血战嫩江的时候，《生活》周刊除在言论上大声疾呼，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外，并承国内外读者的踊跃输将，争先恐后地把捐款交给本刊汇齐汇寄前方。其中有一位“粤东女子”特捐所得遗产二万五千元，亲交给我收转。这样爱国的热诚和信任我们的深挚，使我们得到很深的感动。当时我们的周刊社的门口很小，热心的读者除邮汇捐款络绎不绝外，每天到门口来亲交捐款的，也挤得水泄不通；其中往往有卖菜的小贩和挑担的村夫，在柜台上伸手交着几只角子或几块大洋，使人看着发生深深的感动，永不能忘的深深的感动！当时我们的同事几乎全体动员，收款的收款，算账的算账，忙得不得了，为着急于算清以便从早汇交前线的战士，我们往往延长办公时间到深夜。这次捐款数量达十二万元，我们不但有细账，有收据，不但将捐款者的姓名公布（其先在本刊上公布，后来因人数太多，纸张所贴不资，特在“征信录”上全部公布，分寄各捐户），收据也制版公布，并且由会计师（潘序伦会计师）查账，认为无误，给与证明书公布。这在经手公款的人，手续上可说是应有尽有的了。但是后来仍有人用文字散布谣言，说我出国视察的费用是从捐款里括下来的！我前年回国后，听到这个消息，特把会计师所给的证明书制版，请律师（陈霆锐律师）再为登报宣布。但是仍有人故作怀疑的口吻，抹煞这铁一般的事实！这样不顾事实的行为，显然是存心要毁坏我在社会上的信用，但是终于因为我的铁据足以证明这是毁谤诬蔑，他们徒然“心劳日拙”，并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我们只要自己脚跟立得稳，毁谤诬蔑，是不足畏的。
滑稽剧中的惨痛教训
做现代的中国人至少有一种特殊的权利，那就是睁着眼饱看以国事为儿戏的一幕过了又一幕的滑稽剧！寻常的滑稽剧令人笑，令人看了觉得发松，这类滑稽剧却另有妙用，令人看了欲哭无泪，令人惨痛！最近又有奉送热河的一幕滑稽剧刚在很热闹的演着。何以说是“滑稽”呢？
打算不抵抗而逃，这原也是一件虽不光明正大而总算是这么一回事，但心里早就准备三十六着的第一着，而嘴里却说得邦邦硬，别的要人们的通电演说谈话等等里的激昂慷慨其甜如蜜的好文章姑不尽提，也没有工夫尽提，就是这次逃得最快，逃得最有声有色的老汤，他除偕同张学良张作相等二十七将领通电全国，说什么“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国图存之计，学良等待罪行间，久具决心……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所以值得加密圈，因为讲得实在不错也！）并堂而皇之的特发告所属将士书，有“吾侪守土有责，敌如来犯，决与一拼，进则有赏，退则有罚，望我将士为民族争光荣，为热军增声誉”等语；后来又亲对美联社记者伊金士说：“非至中国人死尽，必不容日人得热河。”他临逃时还接见某外记者，正谈话间，老汤忽托词更衣，一去不返！
逃就逃，说的话算狗屁，也滑稽不到哪里去，他却逃得十分有声有色，竟把原要用来运输供给翁照垣将军所率炮队的粮食与炮弹用的汽车二百四十辆，及后援会的汽车十余辆扣留，席卷所住行宫里的宝物财产，带着艳妾，由卫队二千余人，蜂拥出城，浩浩荡荡的大队逃去！途中老百姓扶老携幼，哭声遍地，有要攀援上车的，都被车上兵士用皮鞭猛打下来！
军用的运输汽车既被扣留着大运其宝物财产，于是只得雇人力车参加征战，听说翁将军在前方迭电催请速运弹药，平方当局不得已，乃以代价雇大批人力车运往古北口，许多人力车前进虽不无浩浩荡荡之概，但和“速运”却是背道而驰的了！敌人以飞机大炮来，我们以人力车往，不是愈益显出了我国的军事当局对于军实有了充分的准备吗？
以号称十五万国军守热河，日兵一百二十八名长驱直入承德，甚至不够分配接收各官署机关，这也不得不算是一个新纪录！
这种种滑稽现象，说来痛心，原无滑稽之可言。身居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氏五日到津，谓“热战使人莫名其妙”，他都“莫名其妙”，无怪我们老百姓更“莫名其妙”了。此幕滑稽剧开演后，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氏发表谈话，谓最大原因为器械窳劣，训练不良，准备毫无。我们也有同感，所不知者，“准备毫无”，应由谁负责罢了。
我们在这滑稽剧中所得的惨痛教训，即愈益深刻的感到只有能代表民众的武力才真能抗敌，把国事交给军阀和他们的附属品干，无论你存何希望，终是给你一个幻灭的结果。“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中国在“死地”上者决轮不到军阀和他们的附属品，像老汤的“宝物财产”，从前已宣传有一大批运到天津租界，（当时有的报上说他此举正是表示抗敌决心）此次还有二百余辆汽车的“宝物财产”可运，至少又有半打艳妾（参看本期杜重远先生的《前线通讯》）供其左拥右抱，这在他不但是决无自置“死地”之理，简直是尚待享尽人间幸福的人物——至少在他是算为幸福——只配挨“皮鞭猛打”的老百姓，和这类军阀乃至他们的附属品，有何关系？他们的最大目的就只为他们的地盘，私利，（老汤从前一面对国内宣言尽职守土，一面对日方表示抑制义军，本也为的是自己地盘，等到地盘无法再保，便逃之夭夭），什么国难不国难，关他们鸟事？
无论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势力，都不过在加紧的自掘坟墓，被他们“置之死地”的大众，为客观的条件所逼迫，必要起来和他们算账的。大众努力的程度，和他们解放的迟早是成正比例的，中途的挫折和困难，不但不应引起颓废或悲观，反应增强努力的勇气，增加猛进的速率。
废 话
“最爱说废话的，要数一般要人……天天充满报纸的，大都是他们的废话——谈话、演讲、通电、宣言、等等——他们的目的，无非为出风头，表白自己，敷衍人民，攻讦仇敌，或其他私图。所说出的话尽管表面满漂亮——多数是笨的——然而全非由衷之言，令人一见而知其是空虚的，所以不但不能动人，反而使人肉麻。”
这是一位先生最近在《独立评论》上《中国的废话阶级》一文里说的几句话。办日报的朋友们最苦痛的大概莫过于天天要把这类“全非由衷”“使人肉麻”的废话，恭而敬之的记着登载出来，替他们做欺骗民众的工具。
“对日抵抗决心，始终一贯”，“抗日大计已早经决定”，这已成为要人们的口头禅了，这一种好像呕出心血说的话；在充满了苦衷的要人们经常怪“阿斗”们不知体谅，殊不知这个症结所在实际不是“阿斗”们的过于愚蠢，却在今天放弃一地，明天又放弃一地的事实摆在面前，胜败原是兵家常事，本不能即作为是非的标准，也不能作为决心是否始终一贯和大计是否早经决定的测量器，不过在“准备反攻”和“防务巩固”等等话头闹得震天价响的当儿，事实上的表现却是“新阵地”源源而来（所谓“新阵地”者，即每放弃一地之后，退到后面一地的好名称），非“安全退出”，便是打什么“退兵战”！（这些都是最近报上战讯专电中新出现的新战术名词。）所谓“决心”，所谓“大计”，非废话又是什么呢？话的废不废，最好的证明是拿事实来做证据。我们只须把报上所遇见的要人们的话和事实比较一下，便知道废话之多得可观！
说废话的人也许沾沾自喜，以为得计，其实废话和空头支票是难兄难弟；空头支票所能发生的结果是信用破产，废话所能发生的结果也并不能达到说话人所希望的目的——欺骗得过——惟一的结果也只是信用破产。俗语所谓“心劳日拙”，实可用以奉赠最爱说废话的要人先生们。
爱与人生
天下极乐之根源莫如爱，天下极苦之根源亦莫如爱。然苟得爱之胜利，则虽极苦之中有极乐存焉。则谓爱亦极苦之根源，实表面之谈。谓爱为极乐之根源，乃真天地间万古不磨之真理也。其势力盖足支配芸芸众生，无有能越其界限者。得之则人生有价值，不得则人生无价值。知此则人生有乐趣，不知此则人生无乐趣。爱为人生之秘机，爱为人生之秘钥。人兽之别，即系乎此。
天地间爱之最真挚者有二，曰母子之爱与夫妇之爱。孟子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母子之爱与夫妇之爱，虽赴汤蹈火，绝脰殊身，有不能损其毫末者。其精神直可动天地，泣鬼神，莽莽大地，芸芸众生，至德极善，天以逾此母子之爱占人之前半生，夫妇之爱占人之后半生。人之一生，盖为爱所抚养，爱所卫护，爱所浸润，爱所维持。人生无爱毋宁死，人生有爱虽死犹生。
母子之爱与夫妇之爱皆本诸天性，与有生俱来，不过表显有先后。其潜伏于本能中，则固其同为天地间最纯最洁之爱，根源即在乎此。
儿童终日与慈母相依，亲近抚爱，融和如春。无第三人离间其间。母子心目中，除爱外，无所用其顾忌，无所用其避嫌，无所用其抑制。故能存其天真，保其真爱。
夫妇之爱，其出于天性，与母子同。然在吾国则但见母子之爱，至于夫妇间则十八九皆冷淡如路人，与天性适相背驰，则又何哉。
吾固已言之，母子之爱占人之前半生，夫妇之爱占人之后半生。若仅得母子之爱而缺夫妇之爱，则谓大多数人仅生得一半。前半生有其生命，后半生虽生犹死，殆非过言。呜呼，何吾国死人之多也。吾为此惧，请为国人一采其致死之由。
最先由于基础之错误，正当婚姻应先有恋爱而后有夫妇。吾国之大多数婚姻固无所谓恋爱，即有恋爱亦往往在名分已定之后。其间出于不得已者居十之八九。此其遗憾，虽女蜗再世，无力填补。
夫人无愉快欣慰之怀，而希冀其常有和气迎人之笑容温语，固不可得。若虽有愉快欣慰之怀，乃非由衷心，出于勉强，则其表面即强作笑容，其实际盖吞声饮泣，有不足为外人道者。即有笑容温语亦暂而不久，伪多而真少也。明乎此，则吾国夫妇间何以冷淡如路人，其原因可不待辩而自明。盖本无所爱，不能强作爱之表现。犹之乎本无母子之情，而欲强一任何妇人视一任何儿童如己子，强一任何儿童视一任何妇人如己母，除于戏台上一时扮装之外，遍天地间不可得也。呜呼，彼本为路人又安怪其冷淡如路人哉。
其次由于腐儒之提倡陋俗。吾国腐儒所极力提倡之陋俗，足以摧残夫妇间之和气生气，使之灭息无复有余烬者，莫如“夫妇相敬如宾”及“举案齐眉”各谰言。吾人聚素心人促膝谈心于一室，无所拘束，无所顾忌，言笑自如，各畅所怀，行坐任意，举止自由，其快乐安慰较与新客同座，端坐拱手，唯诺随人，其相差岂可以道里计。然而吾人对于素心人之情谊，较与新客之情谊，又何若。今以夫妇之亲且爱，而劝其相敬如宾，已近囚狱，苟益以举案齐眉之行为，则径可以加以锣鼓与猴戏比其优劣矣。此虽为例不多，常人未必皆尝行此，然有腐儒举为鹄的以示模范，其流弊所及，足以丧尽能医众苦之真爱而有余。腐儒不足责，吾惟祷其速死。活泼有为之青年，安可不稍稍运其思想，一洗陋俗，而勿再为半死之人。当知“恭恭敬敬”、“客客气气”，皆为招待路人之良法。至于夫妇之间，则以融和怡悦为尊尚。
最后由于腐败之大家族环境，一人前半生所享受之母子之爱，无人间之，后半生所享受之夫妇之爱，则在吾国之陋俗，有多端之离间。其最甚者，莫如腐败之大家族环境。夫妇之爱，无论如何其受授及享用，皆绝对仅限于当局之二人，不容有第三人搀杂其间。
吾信此实可为社会学中之一定律。欲保持此定律之价值及完备，其第一条件，在有小家庭制度。若在腐败之大家族环境内，则欲搀杂或破坏，最少亦有阻碍之力者大有人在。苛虐之翁姑固无论已。
即叔伯妯娌亦居间阻碍。此数人而能与此小夫妇团结一气，则将二人之爱而推广扩充之，成为数人之爱。爱之本身，固尚自若，无如夫妇之爱无论如何绝对限于当局之二人。谓此为我所发明之社会学中定律，亦无不可。即当局愿让，旁人亦无福消受。旁人既无能消受，乃无时不肆其谗谤倾轧之伎俩。当局为避嫌计，不得不敛其爱之形迹。于是虽于彼此言笑之间，苟非在晏居之处，未有不存戒心者。而其尤当力戒以避人耳目者，莫甚于亲爱之态度。戒之既甚，易之者舍冷淡莫属。冷淡既久，爱之精神亦随之湮没。盖精神虽为表现之本，表现亦助精神之长存。久作愁眉哭脸之人，心境亦随之俱移。此则心理学家所证明，非区区一人之私言也。呜呼，腐败之大家族环境。庆父不去，鲁难未已。此恶不除，家庭永无改良之由。半死之人遍国中，永无超度之期矣。或曰，子喋喋言爱与人生，人生所贵亦在为人类“服务”Service耳。仅孜孜于爱之为言，何见之未广乎。曰，基督教之精粹在为人类服务，而其精义则以爱置于希望之前，人生得全其爱则学识道德及事业皆得其滋养而日增光辉，服务之凭藉亦全在乎此。子乃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殆亦半死之流亚欤。吾复何言。
久仰得很！
说慌话是恶习惯，是不名誉的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在中国社交方面，有一种“当面说谎话”而犹自以为“有礼貌”！
当常遇着一位生人，无论是由自己问起“尊姓”“大名”，或是由熟友介绍，第一次总要说一句“久仰得很”！这句话对于真有声望的人说，还说得去；但通常无论第一次遇着阿猫阿狗，总要说“久仰得很”！嘴里尽管这样说，心里到底“仰”不“仰”，似乎一点不管！
有一次我遇某校开校友会，欢迎该校新校长，开会之前，那位做主席的朋友，未曾问清那位新校长的“大名”，后来他立起来致开会词，大说“这位新校长是我们久仰得很的”。开会辞说完之后，他要想请新校长演说，叫不出他的“大名”，只得左右顾盼，窃问他的“大名”，窃问了还不够，还要张着喉咙宣言：“这位新校长的大名，我还没有请教过，对不住得很！”连“大名”都没有听见过，居然“久仰得很”，不知道他到底“仰”些什么？
西俗第一次看见生人，常说“我见着你很愉快”，说这句话的人到底心里愉快不愉快，当然也很难说，但是比对于一点不知道的人大吹其“久仰得很”，似乎近情些。
闲暇的伟力
“闲暇” 两个字，用再平常一点的话讲起来，就是“空的时候”。
金屑 在美国费列得费亚的造币厂地板上，常用造币材料余下小如细粉的金屑，看过去似乎是很细微不足道，但是当局想法把它聚集拢来，每年居然省下好几千圆的金洋！能用闲暇伟力的成功人，也好像这样。
短的闲暇 我们常听见人说：“现在离用膳时候只有五分钟或十分钟了，简直没有时候可以做什么事了。”但是我们试想世界上有多少没有良好机会的苦儿，竟利用许多短的闲暇，成功大业，便知道我们所虚掷的闲暇时间，倘若不虚掷，能利用，已足使我们必有所成。此处闲暇时间外的本来的工作时间尚不包括在内，可见闲暇的伟力，真非常人所及料！
格兰斯敦 格兰斯敦是英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他的法律的政治的名著，世界上研究法律政治的人无不佩服的。但是他一生无论什么时候，身边总带一本小书，一有闲暇的时候，就翻来看，所以他日积月累，学识渊博。大家只晓得他的学识湛深，而不晓得他却是从利用闲暇伟力得来。
法拉台 法拉台（Michael Faraday）是电学界极著名的发明家。
他贫苦的时候是受人雇用着订书的，一天忙到晚；但是他一有一点闲暇，就一心一意做他的科学试验。有一次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
“我所需要的就是时间，我恨不能买到许多‘写意人’的‘空的钟头，甚至空的日子’。”但是有“空的钟头”“空的日子”的“写意人”，反多一无贡献，和“草木同腐”，远不及“一天忙到晚”
的法拉台，就在他能利用闲暇的伟力。
虽忙 一个人虽忙，每日只要能抽出一小时，如果用得其法，虽属常人也能精熟一种专门科学。每日一小时，积到十年，本属毫无知识的人，也要成为富有学识的人。
心之所好 尤其是年轻的人，在本有工作之外，遇有闲暇时候，总须有一种“心之所好”的有益的事做。这种事和他原有的工作有无关系，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真正“心之所好”，有“乐此不疲”的态度。
现今 “现今”的时间，是我们立志可以作任何事的“原料”；用不着过于追想“已往”，梦想“将来”，最重要的是尽量地利用“现今”。
集中的精力
不分散精力于许多不同的事情，专心一志于一件最重要的事业，这是现今世界上要成功的人的一种极重要的需求。在这种需要集中注意集中精力的时代，凡是分散努力不能有所专注的人，绝无成功之望。
大不同 成功者与失败者大不同之点，并不在他们所做的工作的分量，是在乎他们工作的效率。有许多失败的朋友，他们所做的事并不少，讲到量的方面，与成功的人比起来，并无逊色。但是他们却是瞎做，不晓得利用机会，不晓得由失败里面获得教训；他的大毛病就是身手虽在那里做，精神上却没精打采的，并未曾用他全副精力，专注于此，所以虽然做了，徒然白费工夫。
无目的 这种人只晓得埋头苦做，你倘若问他目的何在，他就瞠目莫知所对。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寻得什么东西，心里先要存着要寻得这东西的观念，否则物且无有，何寻之有？环集于花上的昆虫，不止蜜蜂，但是采蜜以去的只有蜜蜂。
不但 用于工作集中的精力，不但宜用于工作，就是研究学问，非集中精力，一定像走马灯一样；就是游戏，也非集中精力去玩，不能获到休养身心的良果。
说得好 钦斯来（Charles Kingsley）说得好：“我专心致志于一件事情的时候，好像在世界上只有这一件事。”惟其能如此，所以关于这事的前前后后，无不留心，无不竭精殚思，便做成有智力的工作（intelligent work），不是瞎撞的事情。
小孩子 你若教一个小孩子学走路，引诱他的眼睛望着一件特殊的东西，他便精力集中，望着这件东西走，特别稳妥，特别敏捷，你倘若在各方诱他叫他，他便分散注意力，上你的当，一失足便跌了下来。这件小事很可以说明集中精力的妙用。
艺术 试就艺术说，无论什么真正的艺术，明确的目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特色。如果有一位画画的人，他把许多观念，同时都堆入一张帆布上画了起来，并无或轻或重之处，便是画成一张乱七八糟的画，决不能成为一位画家。真正的画家，却要利用种种的变异，把一个最主要的意思托现出来，好像其他许多景物，许多光线，许多颜色，都是向着那个主要的意思为中心，共同把他表现出来。
人生 人生也是如此，所以良好和融的生活，无论才能如何广阔，学识如何丰博，一生总须有一个做中心的大目标。在此目标之下，才能学识等等都好像是附属物，共同把他逐渐表现出来，陪衬出来。
敏捷准确
成功是一对父母产出的宁馨儿——敏捷与准确。无论哪一位成功的人物，他一生里面总有“一发千钧”、“稍纵即逝”的重要关头，当这种时候，倘若心里一游移不决，或彷徨失措，就要全功尽弃，一无所成！
错误 遇着事就敏捷去做的人，就是偶有错误，也必终抵于成功！一个因循耽误的人，就是有较好的判断力，也必终于失败。
救星 一个不幸做了“迟疑不决”的牺牲者，其惟一的救星是“敏捷的决断，果敢的行为”。
欺人 对事要敏捷，还要准确。与人交际时最寻常而却最神圣的准确是践约。与人约了一定的时候，临时不到或迟到，除有真正的万不得已的理由外，便是一件有意欺人的事情，在新道德方面是一件切忌的恶根性。
华盛顿 华盛顿做总统的时候，常于下午4点钟在白宫宴请国会议员，有的时候有几位新议员到得迟，到的时候看见总统已坐在那里吃，不舒服的意思形于神色，华盛顿便老实对他们说：“我的厨子只问预约的时间到了没有，从来不问客人到了没有。”
拿破仑 拿破仑有一次请几位他的大将用膳，到了预约的时候，那几位大人还没有到，他一个人大嚼一顿。等他们来了，他已经吃完，离座对他们说：“诸君，用膳的时候过了，我们立刻要去办公。”
信用 敏捷是信用之母。敏捷最能证明我们做事有序，做得好，使人信任我们的能力。至于确守时间的人，常是能够守信的人，也就是可恃的人。
随遇而安
一个人要有进取的意志，有进取的勇气，有进取的准备；但同时却要有随遇而安的工夫。
姑就事业的地位说，假使甲是最低的地位，乙是比甲较高的地位，依次推升而达丙丁戊等等。由甲而乙，由乙而丙，由丙而丁……中间必非一蹴而就，必经过一段历程。换句话说，由甲到乙，由乙到丙……的中间，必须用过多少工夫，费了多少时间，充了多少学识，得了多少经验，有了多少修养。
倘若未达到乙而尚在甲的时候，心里对于目前所处的境遇，就觉得没有乐趣，希望到了乙的地位才能安泰；到了乙，要想到丙，于是对于那个时候所处的境遇，又觉得没有乐趣，希望到丙的地位才能安泰……这样筋疲力尽的一辈子没有乐趣下去，天天如坐针毡，身心都觉没有地方安顿，岂不苦极！
所以我们一面要进取，一面对于目前所处的地位，要能寻出乐趣来，譬如在职务上有一件事做得尽美尽善，便是乐趣；有一事对付得当，又是乐趣。在甲的时候，有这种乐趣；在乙的时候，也有这种乐趣；岂不是一辈子做有乐趣的人？这便是随遇而安的工夫，这样的随遇而安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彻底明白了此中真谛，真是受用无穷！
坚毅之酬报
一个人做事，在动手以前，当然要详慎考虑；但是计划或方针已定之后，就要认定目标进行，不可再有迟疑不决的态度。这就是坚毅的精神。
大思想家乌尔德（William Wirt）曾经说过：“对于两件事，要想先做哪一件，而始终不能决定，这种人一件事都不会做。还有人虽然决定了一件事的计划，但是一听了朋友的一句话，就要气馁；其先决定这个意思，觉得不对，既而决定那个意思，又觉得不对；其先决定这样办法，觉得不对，既而决定那样办法，又觉得不对；好像船上虽然有了罗盘针，而这个罗盘针却跟着风浪而时常变动的；这种人决不能做大事，决不能有所成就，这种人不能有进步，至多维持现状，大概还不免退步！”
有一个报界访员问发明家爱迪生：“你的发现是不是往往意外碰到的？”他毅然答道：“我从来没有意外碰到有价值的事情。
我完全决定某种结果是值得下工夫去得到的，我就勇迈前进，试了又试，不肯罢休，直到试到我所预想的结果发生之后，我才肯歇！……我天性如此，自己也莫名其妙。无论什么事，一经我着手去做，我的心思脑力，总完全和他无顷刻的分离，非把他做好，简直不能安逸。”
坚毅的仇敌是“反抗的环境”，但是我们要知道“反抗的环境”正是创造我们能力的机会。反抗的环境能使我们养成更强烈的抵御的力量；每战胜过困难一次，便造成我们用来抵御其次难关的更大的能力。
文豪嘉莱尔（Carlyle）千辛万苦的著成一部《法国革命史》。
当他第一卷要付印的时候，他穷得不得了，急急忙忙地押与一个邻居，不幸那本稿子跌在地下，给一个女仆拿去加入柴里去烧火，把他的数年心血，几分钟里烧得干干净净！这当然使他失望得不可言状，但是他却不是因此灰心的人。又费了许多心血去搜集材料，重新做起，终成了他的名著。
就是一天用一小时工夫求学问，用了十二年工夫，时间与在大学四年的专门求学的时间一样，在实际经验中参证所学，所得的效益更要高出万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