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见居为簿”的闻名原则，非凡是北宋太宗至道年间形成以主客户对称为基本特征的“五等版簿”之后，广大客户的政治地位与主户日趋平等。
宋初的刑事法典——《宋刑统》，由于“颇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时旨挥”，如“奴婢不得与齐民伍”，有“奴婢贱人类如畜产”之语，因而遭到当时士大夫的反对，认为“不可为例，皆当删去”。法律已不答应地主阶级私刑处罚佃农客户。宋真宗驸马赵保吉求于“私第决罚”仆奴张居简不得答应。这是建中两税法以来客户摆脱私属身份转归国家直接控制的必然结果。
南宋初年，镇守鄂州的庄绰要求进一步消除荆湖地区的部曲经济因素，“请买卖土田不得载客户于契书，听其自便”，得到朝廷允准。保守派士大夫胡宏虽然反对这一措施，但也不得不承认“主户之与客户皆齐民”这一事实。于是有些客户“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这些现象的存在，也是以佃户与田主同为国家编户为历史前提的。当然，对于客户与田主在政治身份上的这种“平等”，只能作历史的理解。其内涵较之资本主义的平等尚有相当一截距离。例如在法律上，当时佃户抵罪受罚比之田主要重。但是，与其前身，即不能自由迁徙的均田户和“客户皆注家籍”的部曲私属相比较而言，此时客户究竟不能视为地主阶级的私荫人口了。
经历了中唐之后包括五代十国之内几百年的混战时期，宋代重为渴求安宁的百姓重新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宋初的百年时间里，人口获得了极大的增长。如宋代士大夫所言，此时的“生齿之繁”，见所未见。从宋大祖开宝九年到宋微宗大观四年，户数增长率达1.1%。宋代从宋仁宗起，人口即超过了6000万，到宋徽宗年间，人口已过亿。
在封建时期，人口的增长与生产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这些人口中，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又占去了绝大部分，有利于小农家族经济的发展，同时有利于对土地的精耕细作。人口的增长与宋代土地政策的鼓励，首先使得宋代垦田面积扩大了。通过梯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