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手，把手两端刻有云雾状的木雕，龙飞凤舞的。盖子与桶之间几乎看不出缝隙，盖子却能随意抽动。如果把桶翻过来，桶底上还有“陈”家黑色的印章，和一个大大的“义”字。那是一只神奇的木桶，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外婆每次来杭州看望我们，总是用它盛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我们把它一抢而空，下一次它重新又变得满满……
印象中的外婆永远穿着深蓝或湖蓝色的衣褂，府绸面料，光滑而挺括。斜襟的搭襻用布料精心缠绕而成，一个个依次排列，像即将结茧的卧蚕。她喜欢把头发往后梳拢，抹上头油，一根根纹丝不乱，然后扎成长长的一把，再在后脑上细心挽成一个发髻，扣上丝线发网，乌黑油亮。我至今保存着一张照片，是她和我妈妈在上海外滩的合影，外婆在旗袍外罩着一件开襟的绒衣，迎风而立；侧面的发髻像一件搭配相宜的饰物，慈祥的外婆风度而又风光。
舅舅却说不是。他说你没见过年轻时的外婆。那时她的头上，总披盖着一块蓝色的印花布，有点像帽子；身上围一条竹裙。竹裙是用蓝粗布做的，齐膝，腰上打着无数密密麻麻的褶，像折叠的扇子也像古代一片片用线穿成的竹签，所以叫竹裙。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露出下面宽口的裤脚。那时的洛舍女人都是这种装束，干活很方便。
我说，外婆好歹也算是个镇长夫人了，她还要干活么？
舅舅说，当然要干活啦。你外婆一辈子都在干活。不干活她干什么呢？镇长夫人也是要干活的。外婆从湖州刚刚嫁到朱家来时，你外公家还开着“朱万兴”那爿面店。船上运来了面粉，她也去帮忙卸货，两袋一百斤，她扛起就走，轻飘飘的，风一样。她去河边淘麦箩，洗净端上晒干，全是一个人做。人家都唤她大脚婆，大块头，她年轻时，真是什么活计都会做呐！
我对于外婆的疑惑，便由此而生。
从我记事时起，外婆就是一个反革命镇长太太，一个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她的身份毋庸置疑。外公去世以后，“朱万兴”也在公私合营中被收归国有，但外婆依然拿着一部分镇上房产的定息。从五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外婆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