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是与法治相对立的政治主张。人治，“指依靠个人意志的作用来管理政权实行政治统治”。孔子认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也就是说，国家政治的兴废存亡，完全依靠统治者的人格。贤明的君王统治国家，国家自然繁荣富强，如果贤明的君王不在其位，国家则要颓败。所以，在孔子看来，国家是否太平，完全依赖于统治者是否道德高尚，这与法律制度没有关系。孔子主张人治而轻法治，强调以德治国而非以法治国。
公元前538年，在郑国发生了一起中国法制史大事件。政治家子产把当时的刑法加以修改，并把新刑法铸在金鼎上，公之于众。子产这么做，是为了杜绝当时的贵族随意处置百姓的做法。对比权力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的专制时代，“铸刑鼎”这件事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后来，晋国也效仿郑国，把刑法铸在金鼎上。孔子听说后仰天长叹：“晋国这是要灭亡啊！”如果百姓只遵守金鼎上的文字，只重视金鼎而不听从统治者的命令，这国家就要大乱了。
孔子一向重视礼教，看中道德感的力量，轻视法律条文，他甚至认为，法律没有存在的意义，有害于社会。因为，一个国家如果到了要法律才能约束的地步，那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早已丧失了羞耻之心，这便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一个不道德的社会就会重蹈夏桀的覆辙，面临亡国的威胁。所以，孔子认为，百姓不能对法律产生依赖性，一旦有了这种依赖性，百姓就不听从统治者的教化，不会用内心的道德感约束自己，只是一味地躲避刑罚，做了坏事希望逃脱刑法的处置，这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从这个角度想，孔子的看法是值得肯定的。
尽管在现今的社会人人提倡法治，把人治放在法治之后，但是，人治也有其值得借鉴的地方。现在倡导的“以人为本”，其实也是“人治”的演化。
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儒家思想早已经根深蒂固，就算是在法律这一方面，中国的法律也是具有独特的人文特色的。1991年颁布的《中国政府白皮书》明确“改造罪犯”这一项要求。里面指出：“把罪犯改造成能够遵守法律、自食其力的新人，并让他们回归社会成为自由公民，是中国改造罪犯的基本目标。”“人是可以改造的。绝大多数罪犯也是可以改造的。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把罪犯改造成为有利于社会的人。”“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不失为“人治”的一种体现。与中国人“再给一次机会”的做法不同，西方的法律可就不给人改过自行的机会。西方人认为，错就是错，错了就要接受应有的惩罚，没有人情可讲。可见，儒家“人治”的主张，影响深远。
